清华园：建系与建馆

“由史入思”是吴国盛给自己前二十多年学术道路起的名字，“由思入史”是他为此后的工作定下的方向。两个说法都出自文集《由史入思》的后记。后记写于 2016 年 12 月，交代了两次调动，1999 年从社科院哲学所调回北大，2016 年 9 月又从北大来到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接着说：“如果说过去的思想历程是所谓‘由史入思’，那么今后要倒过来‘由思入史’了。”¹

到清华的第二个月，他在“清华大学长聘教授讲坛”的首讲里讲科学精神的起源。讲演从中国人理解科学的两个欠缺讲起，一是传统文化对知识向来抱着过分功利的看法，二是近代引进西方科学的时机，西方科学最初是以坚船利炮的面目进入中国人视野的，科、技不分的习惯由此而来。讲到筹建中的系，他说有老师问他叫科技史系还是科学史系，“我说：叫科学史系，因为我们中国人最缺这部分”。²

2018 年更新学术简历时，他用两句话分开前后两段：“1999-2016年在北大任教，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重建。”“2016年开始在清华任教，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重建。”³ 此后十年，他在清华办起一个系，筹建一座博物馆，又回到科学通史的写作。系和馆是他多年来关于科学史学科与科学博物馆的主张落成的机构，通史与专题研究则以《什么是科学》对科学的界定为纲，后一面就是他说的“由思入史”。

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2017 年 5 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吴国盛任创系主任。⁴ 6 月 30 日的成立大会上，杨振宁在讲话里批评国内的科学史写作“非常不成功”，说里头混杂了很多科普的成分；校长邱勇宣布，学校正式启动筹建科学博物馆。⁵ 吴国盛在致辞里给这个系定位：“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学科为通识教育而生。”⁶ 到会的同行里，有两位前一年刚在《中华读书报》上与他商榷过《什么是科学》。刘钝参与揭牌，⁷ 孙小淳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致辞，直接说出了不同的看法：“吴国盛教授构建的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科学历史，很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历史也还可以有其他的构建方法。”⁸ 一年后的系庆日，刘钝受聘为科学史系的全时特殊聘用教授。⁹

三周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把这个定位讲成了一段学科史。科学史是科学充分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二阶”学科，萨顿倡导新人文主义，要以科学通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桥，哈佛校长科南特把科学史课程纳入通识教育，库恩、科恩、霍尔顿都出自他策划的课程。中国的科技史走的是另一条路，学科由政府主导、按国家规划建立，以弘扬爱国主义为动机，研究队伍集中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分科治史，面向中国古代，于是在高校通识教育的呼声日高之时，科技史学科反而“整体失声、甚至整体衰落”。清华建系，是要“回归科学史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功能”。¹⁰

他也说过科学史属于“奢侈学科”，一阶学科发达了，才会自然生出这样的二阶学科。照这个逻辑，科学越发达，越需要科学史；中国的科学正在走向发达，这门学科却在一批高校里萎缩，2016 年学科评估前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放弃了科技史学位点，他称之为“一股逆流”。¹¹ 系是新的，事情却由来已久。他在北大面向全校讲《科学通史》，主持科学传播中心，¹² 做的都是让不以科学为业的人理解科学。到清华，这份工作有了一个系的建制。

由理学学科走向史学学科

吴国盛对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诊断，在北大时期已经成形。2007 年他说，科学史学科“应该由理学学科走向史学学科”。¹³ 建系前后，他把这个判断展开为“再建制”的方案，编史动机要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向全面理解科学、建设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队伍要从中国科学院向高校扩展，研究内容要从中国古代科技史转向西方科技史。¹⁴ 为“清华科史哲丛书”写的总序，把国际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概括为三个转变，由“分科史”到“综合史”，由理学性质到史学性质，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¹⁵ 系名本身也是一种主张。“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里，‘科技’通常就意味着‘技术’”，¹⁶ 用“科学史”命名，是要把研究对象从笼统的“科技”里区分出来。

转向西方科技史，起步并不容易。2017 年 12 月的第 2 届清华科史哲论坛以西方科技史为主题，他本想借此聚集国内专治西方科技史的学者，可是征文情况并不理想，吴门之外最后到会报告的只有 3 人；原定在系厅开一个四十人左右的小会，广告发出后一天之内却有一百四十多人报名，会场只好临时移到图书馆报告厅。¹⁷ 愿意听西方科技史的人已经不少，能拿出研究来报告的人还很少。

2018 年记者问起建系的打算，他说：“我终其一生，能把这个学科搞正常就不错了。”¹⁸ 所谓正常，大概是指国际上通行的样子，有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培养，有以西方科学史为重心的研究，也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与学术传统。他向来主张学科建设以“内”定“外”，¹⁹ 在清华，制度上的“外”来得比预想的快，2019 年学校就增列了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²⁰ 学术传统的“内”，则要靠讲座、午餐会和读原著的课程，靠一套书、一批译本和几代学生慢慢积累。

本科这一层，计划与落地之间有过调整。2017 年他设想，等师资和课程完备之后试行本科第二学位，借清华理工科的生源培养科学史本科生，又不占高考招生的名额；²¹ 实际先办起来的是 2018 年开设的本科辅修专业，2021 年秋入学的辅修生有 16 人。在 2021 年度的本科专业审批中，教育部同意清华设立科学史本科专业，专业代码 060109T，学位门类为历史学。²² 研究生层次的科学技术史仍是理学门类里的一级学科，新设的本科专业却进了历史学，他 2007 年说科学史学科应当“由理学学科走向史学学科”，在制度上走出了一半。

科史哲联体发展

“清华科史哲丛书”的总序开头解释“科史哲”这个合称，引拉卡托斯的话，“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并说“科史哲联体发展，将成为清华科学史系的一大特色”。²³ 国际上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合称 HPS，他把它译作“科史哲”，是在建系前夕的首届清华科史哲论坛上提出的；这两个“血缘亲近”的学科，在中国被划入不同的学科门类，以致“交往日稀、隔膜渐多”。²⁴

2019 年两周年系庆时，丛书第一辑五种首发，除了他自己的《时间的观念》第三版，其余四种的作者都是他在北大带出的学生。²⁵ 四本书各自接着老师的一个问题往下做，张卜天讨论 14 世纪的经院学者怎样把质的强弱与运动的快慢加以量化，胡翌霖从技术哲学出发解读媒介环境学，²⁶ 蒋澈追溯近代欧洲的自然志怎样从文艺复兴的“方法”走到林奈的“系统”，王哲然把透视法放回视觉理论史和工匠知识里考察。²⁷

这套丛书背后，还有一份三十多年前的书单。1993 年编《科学思想史指南》时，他在编者前言里开列了三十部科学思想史名著，却没来得及写成导读。²⁸ 后来这三十部书里至少有九部由他和学生译出或重译，大半出自张卜天之手。²⁹ 哥白尼的巨著，他早就主张译作《天球运行论》，起初“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的响应”，³⁰ 后来张卜天的译本改掉了沿用半个多世纪的《天体运行论》，他称之为哥白尼著作中译“最重要的进展”。³¹ 2023 年，他编的《科学技术史手册》出版，文献指南一编按通史通论、前现代史、分科史、国别史、专题研究和中国科技史分类，为初学者开列入门书目，³² 三十年前那份书单没来得及做的导读，到这时补上了。丛书、译本、手册和后来的辑刊《清华科史哲》，³³ 都属于他所说的学科的内在建设。

由思入史

“由思入史”的“思”，主要是 2016 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那本书把科学界定为源于希腊的、自由的学问，又把现代科学看作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了这个界定，就可以回过头来写一部科学的通史。这个计划由来已久。十多年前在北大讲《科学通史》时，他就想写一部教材，计划一拖再拖，学生胡翌霖问他怎么还没写出来，说再不写自己就要先写了，他让学生先写，³⁴ 这就是后来的《过时的智慧》。他自己的通史，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³⁵ 学术版至今还没有出版。

先出来的是一部简明的。2020 年为《科学的故事·起源篇》写前言时，他公开评价了自己最有影响的那本书，说《科学的历程》“算是一本比较成功的科学史著作，但是，一来它还是太厚，二来它也的确有点过时了”，又说明“有点过时，主要是指它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新写的简明科学史系列，因此“肩负着‘正本清源’的使命和责任”。³⁶ 前言援引《什么是科学》的结论，“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第一章解释科学为什么只出现在希腊城邦，“只有自由民才会发展自由的知识，这就是科学”。³⁷ 什么是科学的回答在先，科学的历史按这个回答来写，这本小书是“由思入史”最直接的一次实践。

《起源篇》的最后一章讲希腊天文学的起源，同年也以专文刊出。文章的论点是，希腊古典时代最重要的天文学工作不在增添天文记录，而在创立理性宇宙论，天文学由此成为一门科学。天球与地球构成的两球宇宙，是一个有限、有序、和谐的 cosmos，天界只能有匀速圆周运动，时快时慢、时有逆行的行星于是成了问题，“正是‘行星’成为‘问题’，才诞生了科学的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把行星的逆行和亮度变化当作问题，他的解释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背后的观念”。³⁸

2024 年的《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叙述哥白尼的名字 1630 年代进入中国、学说却长期不被接受的经过，判断下得很干脆。中国天文学家只关心推算是否应验，“没有采纳哥白尼学说，对当时的中国天文学而言，一点损失都谈不上”，就编制历法这个实用目标而言，当时的第谷体系反而更合用；直到 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整体引进西方科学，哥白尼学说才作为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基础，顺理成章地被接纳。³⁹ 同一篇文章里有两种眼光。看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他按当事人自己的目标来评判，不采纳日心说算不上失误；看整个历史进程，哥白尼学说是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基础，迟早要随整个西方科学一起被接受。

适度容忍辉格史

两种眼光怎样在一部通史里并存，是 2025 年写成的《走向科学通史》要回答的问题。第一节的标题就是“‘科学’通史不是‘科技’通史”。他在清华图书馆检索到，中国学者写的通史类著作，标题带“科学技术史”或“科技史”的有 25 种，带“科学史”或“科学通史”的只有 4 种；他在脚注里也不放过自己，说《科学的历程》“未能免俗”，同样是一部混合的科学技术史。⁴⁰

文章接着回顾通史在科学史学科里的命运。萨顿的实证主义编年史写不完，也免不了辉格史；职业化以后的编史学革命，从反辉格史、科学思想史到社会建构论，一步步削弱了写通史的可能。他的结论是，“只有对辉格史观保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才能为科学通史的编史学保留可能性”。⁴¹ “适度”有它的分寸。一方面，“一定程度的辉格史式叙事是‘通史’写作的结构性要求”，通史要回答科学怎样走到今天，就需要一个总体的方向；另一方面，微观叙事要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接受反辉格史编史洗礼，主要表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弱辉格史编史学的自觉反省和克制”。他也主张适度回到启蒙主义编史学，同时要避免极端的英雄神话与单向线性的进步叙事。⁴²

为启蒙立一条长线，从一个句子的改动可以看出来。2020 年的《起源篇》概括科学史，说它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⁴³ 2025 年，同一个句子多了一环，科学“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结尾也改为“在19世纪被技术化、力量化、社会化的历史”。⁴⁴ 启蒙运动在这条线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立这条长线的理由，与他二十年前的主张方向相反，用的却是同一种判断。2005 年他在《科学史的意义》里说，辉格史与反辉格史应当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平衡，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主要任务是反对教条主义、恢复科学的历史形象，“反辉格的科学史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⁴⁵ 二十年后，他担心的是社会建构论的流行会强化科学相对主义，削弱对真理与理性的认可，这一代中国科学史家面对的，仍是一个启蒙的处境。⁴⁶ 两次都按中国读者此时最缺什么来定分寸，“适度”本身是一个时宜的判断。

学生胡翌霖的《过时的智慧》站在这条长线的另一端。前言说，这本科学史“试图名正言顺地谈论过时的事物”，那些事物“不是因为残留下某些精华而显得重要，而是因为‘过时’本身所以重要”。⁴⁷ 这与老师的“适度辉格”可以相容，却不是没有张力。吴国盛为这本书写序，称赞作者“有很强的编史学自觉，主动承认历史总是要省略”，⁴⁸ 省略就是选择，选择已带有某种辉格倾向；反过来，老师要求的微观反辉格，就是把每一件过去的事放回它所在的情境里评判，《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评判第谷体系，就是这样做的。长线管的是一部通史的方向，时宜管的是每一段叙述的分寸，两者分属同一种编史学的两个层次；两个层次之间也会互相修正，微观的研究一旦表明某种被克服的旧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输得那样分明，长线的写法就得跟着调整。他对自己那本书的态度，也可以作这两个层次的注脚。1998 年他说《科学的历程》影响大，“主要应归于其出版时机”，⁴⁹ 二十多年后又说它有点过时了。一本正当其时的书后来过时，并没有因此变成错误。

实验科学的五个源头

2025 年的《论实验科学的起源》从爱因斯坦 1953 年的一封信讲起。信里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吴国盛由此说现代科学有两个基因，“一是数学，二是实验”。⁵⁰ 前一个基因，他在《希腊天文学的起源》里追到了希腊人的理性宇宙论，这篇文章处理的是后一个。

希腊科学为什么不是实验科学？按亚里士多德，自然物的运动根源在自身之内，人工物的运动根源在外，人在自然面前只能理解和模仿，“自然与人工的严格分野，使实验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希腊人并不缺少机械技艺，阿基米德的军械、希罗的汽转球、安提克塞拉机械都是证据，“实验科学之所以没有诞生在古代希腊，不是因为技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观念所限”。⁵¹ 这与他对希腊“自然”概念的理解一脉相承，自然既然自己如此，人就只能追随它、理解它，不能去干预它。

实验科学的兴起，首先要有人打破自然与人工的界限。他列出五个源头，炼金术、中世纪的技术革命、基督教唯名论神学的“背书”、自然的数学化，以及印刷术推动的知识合法性标准的重建。照结语的写法，五者或许可以归为三组。炼金术和工匠技艺把人工带进了对自然的研究，炼金术“确立了人工可以而且应该干预自然过程的概念”，技术革命提高了工匠的地位，把工匠试错、改进的经验转化为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唯名论与随后的人文主义，造就了主动创造的人类主体意志，“人文主义的‘主动创造’的人，是实验科学之主体性、主动性的来源”；数学化和印刷术，则为这个意志提供了测量的尺度和公共的检验，“印刷术使个人经验转变为公共经验”，炼金术到 18 世纪初声名狼藉，正因为它是一种秘密的学问，得不到公开带来的合法性。到 17 世纪，“实验科学所要求的主动干预、使用仪器、定量测量和可重复标准诸多要素均已经齐备”。⁵²

第五个源头里还藏着一条与时间有关的线索。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人只承认圣经与古典作家的权威文本，不承认有“新知识”，“这种只承认既往权威文本不承认新知识的知识观来自循环时间观”，时间回溯得越远就越接近真理；文艺复兴是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更替的时期，“学者阶层多相信循环时间观，匠人和商人倾向于线性时间观”，这里他引的是自己的《时间的观念》。⁵³ 新知识要获得合法性，先要有“发现”的观念，而“发现”预设了一个向前敞开的时间。工匠一面带来试错的方法，一面也带来了一种相信可以有新东西的时间感。

2016 年的《什么是科学》把现代科学的来源概括为两个基因和两种土壤，基因是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土壤是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⁵⁴ 那时的重心在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即求力意志与世界图景。2025 年的论文仍把希腊古典科学称为求真的科学，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力的科学，⁵⁵ 框架没有变；变化在于，2016 年只算作土壤的技术革命，在实验这一支上成了源头之一。学生的研究也落在这几条线索上，高洋研究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经验观念，⁵⁶ 王哲然研究作为工匠知识的透视法。⁵⁷ 印刷术一项，他 2016 年为《过时的智慧》作序时就特别提到，胡翌霖“强调印刷术对于近代科学革命的决定性意义，是出自他独创的媒介现象学观点”，⁵⁸ 九年后，印刷术成了他所列实验科学的第五个源头。

这篇文章本身也是“适度辉格”的一次示范。它先给“实验”下了一个今天的定义，即通过人工控制环境条件，观察研究对象的反应，以洞察因果关系，再回头去找这种做法的来历，大的框架是从结果出发的；进入框架的，却有希腊化埃及的炼金术士、阿格里帕的神秘哲学、波尔塔的自然魔法，以及身兼宫廷天文学家、数学家与自然魔法师的约翰·迪。这些过去常被看作“科学的黑暗前史”的思潮，在他的叙述里各自在自己的时代推动了人工干预自然的观念。⁵⁹

以历史收藏为主

吴国盛与科学博物馆结缘，早于清华。2013 年湖北省科技馆委托他主持新馆的内容建设，馆方希望以科学史为主线布展；此后不到两年，他访问了国外 43 家科学类博物馆，拍下的上万张照片，后来编成七册图志。⁶⁰ 他说伦敦科学博物馆“正合我心目中的科学博物馆的形象”，在那里看到瓦特工作间，“不在博物馆里，不面对这些实物，是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情感的”。⁶¹ 2017 年他对记者说：“现在我准备毕生致力于科学博物馆事业。”⁶²

考察的结论写在 2016 年的《走向科学博物馆》里。广义的科学博物馆有三类，收藏自然标本的自然博物馆，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发明和工业设备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以及几乎不收藏、以互动展品为主的科学中心。中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从自然博物馆直接跳到了科学中心，缺了科学工业博物馆一环，这可能使人忽视科学技术的“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各地科技馆大同小异，在他看来是因为没有收藏，“你要看特色，就必须有历史，只有历史才有特色”。更深的原因在文化上，中国文化“重‘文’轻‘物’”，“文人化传统压倒收藏传统”。他设想的综合性科学博物馆要融合三种模式，“以历史为主线”，讲一个“完整而非碎片”的科学故事。⁶³

到清华，这个设想有了落脚处。他回忆，来清华创办科学史系的同时，他就提出要办科学博物馆，与校领导“一拍即合”，理由是“伟大之大学必有伟大之博物馆”。⁶⁴ 西方大学的科学史系通常承担着维护科学博物馆的任务，哈佛的科学史系管理着历史科学仪器陈列馆，剑桥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剑桥科学史博物馆联体运作，清华也要走这条路，“将会建成真正的科学博物馆，以历史收藏为主”。⁶⁵ 系与馆的关系由此确定，博物馆的内容筹建由科学史系负责，藏品是学科的研究对象，科学史系是博物馆的学术支撑。⁶⁶

收藏从零开始。他把方法归为三个字，“搜、买、造”，搜就是到实验室的角落、仓库、地下室和废品市场去找；衡量藏品，他定了三条，“年头越久越好，故事越多越好，品相越全越好”。⁶⁷ 难处也在这里。过去各院系不重视科技文物，每一次搬家、装修、安全检查，就淘汰、丢弃一批，馆里 1950 年代以前的藏品只有个位数。⁶⁸ 到 2025 年，库房里已有八千余件藏品。⁶⁹

“造”是复原复制，他说这是科技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的一点不同，“复原复制的能力也是一个科技博物馆能力的重要指标”。⁷⁰ 临时展厅里陆续展出过依据达·芬奇手稿复原的飞行与工程机械，⁷¹ 依据第谷和开普勒著作复原的天文仪器；⁷² 最大的复原项目是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原物早已毁于战乱，只留下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永久馆将以 1:1 的复原品为镇馆之宝。⁷³ 他说复原科学仪器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对理解科学发生的现场、梳理科学方法、传承科学精神，都有切身的意义。⁷⁴ 以复原品为镇馆之宝，也是理念向现实作出的一次调整。“以历史收藏为主”的设想，碰上的是 1950 年代以前的藏品只有个位数的现实，“造”于是从三个字里的末一个，成了展陈的重心之一。复原品讲得清原理与制作，原物身上那一段被使用的历史却复原不出来；他把复原当作研究来做，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学术上的依据。两种做法在一座馆里怎样分工，要等永久馆开放以后才看得出来。 永久馆舍的进度比当初的规划慢，2017 年设想 2021 年建成开放，2024 年初新馆才选址开工。⁷⁵ 他自己说过，“收藏需要时间和积累，很难短时间一步到位”。⁷⁶ 科学史系的教师兼任馆里的职务，王哲然负责学术部，是主展厅的策展人，刘年凯负责收藏部，是清华厅的策展人，⁷⁷ 系与馆联体运作的设想，以这样的分工落了地。

书写的博物与收藏的博物

博物馆收藏的是物，自然志记录的也是物。他把 natural history 译作“自然志”，看重的是志以类系事，自然志的工作是先收集和鉴别事实，再描述和命名，最后分类编目。⁷⁸ 志与馆在历史上本来相伴而生。《走向科学博物馆》讲，文艺复兴以后收藏之风大盛，印刷术让收藏家之间可以便利地交换各自的藏品目录；18、19 世纪自然博物馆大发展，“一来现代性要求对自然界进行盘点，二来印刷术的发明使盘点自然成为可能”，自然博物馆通常就是博物学研究的基地。⁷⁹ 收藏需要目录，盘点需要印刷，志与馆在欧洲是一同成长起来的。中国有方志、类书和本草这一路书写的博物，收藏的博物却付之阙如，这正是他说的重文轻物。他选“志”这个中国固有的文体来译 natural history，又在清华建一座以收藏为主的博物馆，两件事分别落在博物的两面。

1995 年的《科学的历程》说过，要对科学史上的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同样重视，工匠一边的篇幅却难免短些，因为“工匠传统中的科学，其实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灭，其发明的过程只在传说中极不可靠地流传到现在”。⁸⁰ 哲学家的科学多靠著作传了下来，工匠的科学多半随实物消失了，收藏的博物所要补的，是书写留下的这一块空白。学生蒋澈的工作就在两面之间。他研究近代欧洲的自然志如何给自然排序，又在筹建中的科学博物馆策划过中西药用植物图像展，⁸¹ 在释展文章里指出，草药图像并不总是出自实地观察，常常受到视觉文化和文本传统的规训。⁸² 本草图是书写的博物，展柜是收藏的博物，一次展览把两者放在了一起。

博物馆收藏的，多是已经不再使用的东西。这些仪器在实验室里已经过时，搬家、装修时随手就被淘汰，进了博物馆，它们重新有了一个位置。他说有些东西暂时看价值不大，“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历史价值就会凸显出来”。⁸³ 学生胡翌霖谈科学史的意义时用过一个比喻：“现代的科学史不仅仅试图以‘标本’的形式保存过时的科学，更试图为它们保留一定的‘自然保护区’，让过时的科学仍然作为活的智慧继续演绎。”⁸⁴ 博物馆做的是相近的事，它为过时之物保留一个位置，使人能在那里看见每件器物当初正当其时的样子。吴国盛在瓦特工作间前感到的那种只有面对实物才会有的情感，大概就由此而来。

这样的位置本身是现代的产物。吴国盛 2016 年说，“博物馆是现代性自我生成、自我确认的场所”。⁸⁵ 现代性不断淘汰旧物，也建起专门的场所来安放旧物，一个社会怎样对待自己的过时之物，从它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出几分。按照 2026 年春天的报道，新馆的主体建筑即将封顶，预计 2027 年下半年对观众开放，⁸⁶ 那一年也是科学史系成立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