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应当怎样走向公众？

2000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吴国盛作了题为“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的演讲，建议用“科学传播”取代“科学普及”作为整合性的术语。据《中华读书报》的报道，两天后的讨论会上，葛霆首先发难，讨论不久即进入一种“混战”状态。葛霆认为，传统科普观念过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危险的”，把 science communication 译成科学传播本身就有问题，因为 communication 的意思是交流和沟通，不断推出新名词也不是好风气；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喻纬则认为，改变说法隐含着对传统科普的否定，他反对从概念到概念、高高在上地对科普作不着边际的思辨。¹ 吴国盛 2016 年回顾这一幕，说葛霆时任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² 争论从一个译名开始，牵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也是科普背后的科学观。

传统科普的预设错在哪里？

这个主张有一个前史。1999 年 10 月的香山研讨会上，他在谈科学史学科建设时提出，科学史的社会影响除了教育部门，还有一个他称为“科学（技术）传播业”的广大领域，从业者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科技记者和编辑，图书馆、博物馆里与科技文物打交道的人员，各级科技管理者和科普作家；他建议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开设科学传播学专业，并设想逐步要求科学传播业的从业者受过科学史训练。³ 2000 年 5 月 10 日，在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开播五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明确提出：“我今天想提出‘科学传播’这个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想用这个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⁴ 他在讲话里还说，北京大学正在筹备建立科学传播中心。

讲话把 20 世纪的科学传播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⁵ 传统的科普有两个预设。一是单向传播，由掌握知识的人群传给没有掌握知识的人，潜台词是科普对有知识的人来说是一种“降格以求”；二是科学技术都是好的，科普不过是把完全好的东西带给愚昧的群众，科学在这里“被加上了一个神圣光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武器与环境污染让人们开始关注科学的正负两面，科普便向公众理解科学转化。公众理解科学有三个新特征，受众包括所有的人，连科技专家在内，“在他们的专业之外，他们一样需要启蒙”；理解意味着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来体验”；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理解它的负面价值。科学传播则是这一运动的扩展和延续，它的第一个特征是由单向走向双向互动，“一方面科学家向非科学家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公众也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⁶ 半年后在国际科普论坛上，他把科学传播的特征概括为强调双向互动、属于文化建设、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他还说，我国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科学传播行业，从业者有三类，组织管理科学传播活动的政府人士，运用媒体或其他方式从事科学传播的工作者，以及科普创作者；过去在“科普”的名下，人们通常只把第三类看作科普工作者，科学传播的主体主要在第二类，这些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关系到科学传播事业的成败。⁷

2001 年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成立，他任主任，成员还有清华大学的刘兵、蒋劲松，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等人，都做科学史或科学哲学；他的同事刘华杰 2000 年 5 月也在《光明日报》上主张把现代科普称为科学传播。⁸ 2003 年 9 月，中心在北京郊区召开“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他发表《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对这一理念做了最完整的陈述。他从译名入手，communication 的本义是交通、交流、互动，中文“传播”却往往与传输、扩散、广播相联系，表征单向的流动，望文生义便有很深的误导；传播代表着“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心态，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因此，科学传播首先应当看成“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它的意义超出了给科学普及换一个新潮的名称，也超出了在传统科普中运用新的传媒工具。⁹ 他把科学传播分为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要反对物理学中心主义或生物学中心主义，对数理传统与博物学传统一视同仁；在科学与公众之间，知识下行是科学家的义务，不能理解为居高临下的施舍，同时还要开辟公众向科学传播的新维度，公众可以参与评估现代科学的社会后果，对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起一定的制约作用，也可以在现代科学之外，比如地方性知识的领域，直接参与知识的建构；科普的社会运作则要由单向传播转向科学界、公众、媒体与政府四者之间两两双向互动。¹⁰

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同年 8 月他评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时谈得最具体。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在英国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加上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在中国，“无知”比英国更严重，“傲慢”却更多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表现为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他说，对“无知”需要“科普”，对“傲慢”需要“抗击”，两种文化的和解在中国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人文意义，向科学家重新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对科学家，应当着重揭示科学中“自由”的维度，“以‘自由之科学’压倒‘功利之科学’正是科学之人文精神的胜利”。能承担这两项任务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传播四个领域，他“姑妄称之为科学人文类学科”。这些学科里一些善于大众写作、善于在媒体露面的学者打出了“科学文化”的旗帜，他说，“我理解‘科学文化’即是科学的传媒化”，它是中国当代科学传播的一支新鲜力量。¹¹ 后来的批判学派，学术基础就在科学人文类学科。2012 年 10 月，他为文集《科学走向传播》作序，承认“传播”这个译名并不准确，可是“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反复地强调”双向互动是它的应有之义；序里还有一句更重的话：“现代科学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度介入了各个层次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因此已经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能以真理自居而逃避进入公共领域。”¹²

三种传播模式有何不同？

2016 年，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 2 期发表《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对十多年来的这段历史做了一次理论整理。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纲领：“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¹³ 科普自 1950 年代以来是主流和正统，由中国科协主导，“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国家主义体现在 1950 年以来科普成为国家事务，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和 2002 年的《科普法》是其标志；功利主义体现在科普被要求服务于生产建设，技术推广、技术培训成了科普的主要内容；科学主义则有更深的来历，五四以后在价值真空中成为首选的意识形态，又与大一统的思想传统相契合，他说“由‘独尊儒术’到‘独尊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反迷信、反伪科学一直是科普的基调。¹⁴ 科技传播是 1980 年代传播学引进之后的产物，研究者多是工科院校的传播学者和科技新闻工作者，关心的是如何运用新的媒介高效传播，在理念上与科普没有冲突。科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们挑战科普的三重意识形态，“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三者的分别，他用一句话概括：“如果说科普更关注‘传播什么’（内容），科技传播更关注‘如何传播’（方法），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更关注‘为何传播’（意义）。”批判学派比科技传播更关注科学，比科普更关注传播。他还说，依托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这一派学术性更强、理论味道更浓，因为这两个学科在大学里有相关系科支撑。¹⁵

这里有两处需要分辨。其一是“三”的含义。2000 年的“三阶段”是对 20 世纪国际科学传播史的历时叙述，2016 年的“三种模式”是对当代中国并存格局的共时描述，后者结尾说，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之中”。常被引用的“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则是刘华杰 2009 年的提法，与这两种说法不宜混同。¹⁶ 其二是“批判学派”的称谓。就现存文本看，这个名称是他在 2016 年的回顾里正式提出的，用来命名 2000 年以后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周围的那群学者；批判的对象是科普背后的意识形态，并不针对科学本身。2020 年，岳丽媛、刘兵借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二元框架统计中国科学传播的硕博论文，引的就是这篇文章。¹⁷

“科学精神”一词也需要分辨。2016 年的文章批评 1990 年代以来科普内容扩展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四科”，说这种扩展主要针对一些科学家相信气功、特异功能而作出，“主要还是在新的形势下强化科学主义意识形态”。¹⁸ 可是 2000 年他讲公众理解科学，同样要求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两处的分别在科学精神的含义。2002 年接受《中华读书报》访谈时，他说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内在性，自己替自己做主，这就是自由的本来意思；既然自由是科学的灵魂，“所谓的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弘扬自由的精神”，时下流行的讲法只在科学与人文两军对垒的意义上强调科学的一方，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两者的裂痕。他又说，公众理解科学应当从科学的审美功能入手，科学知识不见得好懂，科学方法也未必处处用得上，科学精神却是人人都能理解、都能分享的。¹⁹ 2000 年要传播的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2016 年批评的是把“四科”当作反伪科学的武器。前者属于科学的人文意义，后者属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

精英知识怎样进入民主社会？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的末尾回到他 2007 年的一篇短文《什么是科学传播》。那篇文章主张，科学传播应当成为“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的一个有特色的纲领，扣住“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他接着写道：“科学本质上是精英知识，而民主社会又要求把一切合法性诉诸自由的个体。”这个张力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引发政治、伦理与社会问题，批判学派应该关注它们。²⁰ 2016 年接受学生胡翌霖访谈时，他说自己希望“把科学传播看成是民主时代‘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²¹

他点出了问题，没有给出系统的解答，不过从他的其他文字里，可以拼出一个解答的轮廓。2007 年，他发表 2003 年底向“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专题组提交的意见，给科普下了一个定义：“科普（科学普及）是正规教育体制外的、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为目的的、全民终身科学教育。”文中引 2003 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说公众的文化程度与科学素质呈正相关，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主力军是正规教育。²² 2018 年谈科学博物馆，他也说科学教育的主战场仍然是学校。²³ 依照这种理解，科学之为精英知识，精英的资格来自教育与专业训练，与出身或财富无关；教育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精英的范围也就是开放的。这说明专业资格不应成为世袭的身份，却还没有回答公共决策的正当性从哪里来。专业训练能够建立知识权威，却不能自动赋予全部公共决策权。专家的资格还有边界，2000 年的讲话说，连科技专家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一样需要启蒙。精英由教育界定，在这一层面上与民主社会可以相容；冲突出在精英把自己的知识当作不容置疑的权威。所以他一再要求精英听取大众的声音，知识下行是科学家的义务，公众向科学共同体的传播同样要开辟出来。2007 年的那篇意见说，新时期的科普要把“科学和民主两大启蒙要素”同时贯穿进去，新科普的目标，不但要使人因为有科学知识而“聪明”起来，还要使人因为有参与科学决策的意识而“有尊严”起来。²⁴ 在他那里，要求精英听取大众的声音，并不意味着否认精英的存在。

落到公共决策上，至少还有三个问题：专家之间意见分歧时怎样决定；哪些是知识的判断，哪些是价值的选择，界线怎样划；承担后果的人有哪些参与的权利。吴国盛的文字对后两个有所回答，知识要下行，公众的声音要上行，专家在专业之外同样需要启蒙，新科普要让人有参与科学决策的意识；对前一个，以及价值选择应当由谁、按什么程序作出，他没有展开。本书不替他补出一套制度理论，只指出这是他的论述里尚待展开的部分，下一节的科技禁区之争把它暴露得最清楚。

精英知识怎样下行，他也有现实的考虑。那篇意见也讨论了科普的主力队伍。传统科普把科学家看成主力军，理由是科学家最懂科学，近年又添了一条，科学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认为科学家的主业是科学研究，科普是性质不同的另一类工作，所谓有义务支持科普，说的是科学共同体整体，并不要求每位科学家亲自去做；今日科普的主力军应当是大众传媒中的科技传媒，症结在于这支队伍职业化、专业化的程度太低，在高校建设科学传播专业是大势所趋。他为这篇意见写的说明里讲，“由科学普及走向科学传播”，“不仅是观念变革，而且要求现实层面上‘科普’机制的转变”。²⁵ 这延续了 1999 年要求科学传播从业者受科学史训练的建议，科学的精英与公众之间，需要一支受过科学传播学和科学史训练的职业队伍。

学生胡翌霖沿着民主社会这条思路走得更远。他在网上发布的书稿《合成生物学：科学与伦理》里说，在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中，“人们意识到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是平等的、双向的、民主的”，²⁶ 又画了一个“五角星模型”，“政府、企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构成独立而积极的参与者，它们互相制衡和互相支援，形成有建设性的交流空间”。²⁷ 吴国盛 2003 年说的是科学界、公众、媒体与政府四方的互动，胡翌霖添上了企业；五角星并没有取消专家，只是把专家放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结构里。

反科学主义是不是反科学？

科学传播之争很快与另一场争论交织在一起。2000 年 7 月，他对《科学时报》记者王卉说，他的反科学主义“不是见科学就反的‘反科学’主义，而是反对见非科学就反的主义”；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大体是科学主义占上风，“所以就需要一些反科学主义的牛虻”，不过他的“反”主要局限在学理层面上。²⁸ 一个月后，他在《光明日报》的访谈里主张树立科技有禁区的观念。方舟子随即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科学无禁区》，认为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只会带来恶果；赵南元接着在该报撰文，说吴国盛把科学研究和成果应用“一勺烩”，他的观点“基本上来源于科学的敌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²⁹ 2002 年 7 月，《中华读书报》刊出访谈《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他在访谈里把 humanism 译作“唯人主义”，认为唯人主义与技术理性带来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正在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主张用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来制约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他反对强科学主义，同时又说，“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温和的科学主义也还是需要的”。³⁰ 同年，《科学的历程》第二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加强了 20 世纪部分和结语卷的内容，末章“科学与人类未来”讨论现代科技的负面后果，摆出“有的人深信”与“有的人认为”两种看法，引老子、庄子的“无为”，以“也请您认真地思考”收束。新版出版后，有人指责作者在书后装上了一条“反科学主义的尾巴”。³¹ 后来的研究者回顾这一时期，说“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文化人”，是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田松几位学者“由于坚定地强调反思科学的本性及其双刃性、强调对自然的敬畏而被贴上的标签”。³²

批评者的立场同样鲜明，争点集中在两处。一处是传统科普的地位。2000 年的论坛上，喻纬认为“传统科普的成绩不容否定，其价值也应该得到认可”。³³ 刘华杰提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科学传播则应是公民立场。2004 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章道义撰文批评北大学者用“立场”分析科普，说把传统科普归于国家和政府立场，“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政府性质的严重歪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徐仲人则撰文《不能用西方的“传播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批评《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否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³⁴ 另一处是科学知识的地位。2004 年春，《科学时报》上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讨论接连不断，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文回应别人对他的商榷，说他与“反科学主义”者“真正的分歧还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这些领域里有没有独立于人们主观成见的客观真理，是不是只有按照科学的知识模式才能认识它；对于把牛顿力学看作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自然观的批评，他的回答是，“载人航天却离不开牛顿力学！”³⁵ 这篇文章点名的是江晓原、田松；5 月 13 日，他又在该报发表《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³⁶

这场争论里，双方都讲科学精神，所指不同。在批评者那里，科学精神首先与伪科学、迷信相对立。据《中华读书报》的报道，方舟子 2000 年 10 月在北京理工大学演讲，提醒警惕阻碍科学发展的“四大敌人”，其中之一是“人文学界的一些人由于无知或恐惧等原因，表现出对科学的轻视甚至是敌视”；³⁷ 何祚庥则希望用科学的知识模式去认识社会与人文领域。吴国盛讲的科学精神是自由的精神，对科学自身限度的反思也包括在内，科学传播的任务是让公众全面理解科学；他也不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2002 年的访谈说，“并不存在普遍合用的科学方法”。³⁸ 对启蒙的理解也随之不同，批评者担心的是伪科学和迷信的泛滥，吴国盛担心的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两边都承认启蒙尚未完成，吴国盛后来的说法也把两种担忧合到了一起。2020 年他说，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³⁹ 2025 年为科学通史辩护时，他也承认社会中仍有“反智”的深厚土壤。⁴⁰ 盲目崇拜与盲目反对在这里被归到同一个根源，对策也是同一个，让公众理解科学，包括理解科学的历史。

把这场争论说透，要分开两件事。反对伪科学，是维护可靠的知识，问的是一种说法有没有经过检验、能不能经受检验；反对科学主义，是反对把某一种科学方法扩张为裁决一切文化价值的唯一尺度，问的是科学知识的适用范围。前一件要求标准更严，后一件要求标准有边界，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批评者担心的是前一件，吴国盛担心的是后一件，双方又各自把对方看作对自己那件事的威胁：在批评者看来，强调科学的限度会给伪科学留下空子；在吴国盛看来，把科学方法推广到一切领域，本身就是一种未经检验的信念。把两件事分开，大部分对立可以缩小，实质的分歧落在边界划在哪里，比如社会与人文领域能否按科学的知识模式去认识，这正是何祚庥所说的分歧所在。禁区由谁来划、按什么程序划，则又回到了上一节的决策问题。

至于科学传播理念本身，他在 2016 年说，除了少数老一代科普实践者明确指责之外，多数科普实践者和科技传播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这一理念和名称。时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等主编的《中国科普研究进展报告（2002–2007）》开篇就把科学传播作为科普理论的新进展来述评；2007 年 12 月，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签约，为北京市的科普工作担当顾问；2013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学传播局，2015 年中国科协把一年一度的“十大科普事件”评选改称“十大科学传播事件”。2006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由他任主任，秘书处设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中心 2007 年 11 月主办首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此后每两年一次，2015 年 8 月在湖南开到第 5 届。⁴¹

科学为什么需要博物馆？

他对科学博物馆的关注来得比较晚。2003 年为科技规划写意见时，他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说，92.3% 的公众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参观过任何科技场馆，传统科普的主要工具科普场馆没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电视才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渠道。⁴² 2013 年，湖北省科技馆建新馆，委托他策划科技史展线，他借此考察世界各地的科学博物馆。他说自己本来对科学博物馆并不熟悉，一度怀疑在数字化时代是否有必要建科学博物馆，觉得做个虚拟的就够了，第一次见到瓦特蒸汽机、伽利略望远镜的实物之后，“才深深地意识到，物证是任何虚拟所不能替代的”。⁴³ 2014 年是他的博物馆考察年，年初在澳大利亚考察 20 天，4 月起考察英国和欧洲的博物馆，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一年，前后走访 39 座著名的科学博物馆，写成七册《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最让他兴奋的是伦敦科学博物馆，它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的布展方式，“正合我心目中的科学博物馆的形象”。⁴⁴ 2016 年接受访谈时，他把科技博物馆研究称作一项学以致用的工作，既是科学通史研究的副产品，也是科学传播研究的副产品，博物馆是科学传播的一个独特途径，“从博物馆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现代性本身的自我辩护和自我否定的过程”。⁴⁵

这些心得写进了 2016 年的《走向科学博物馆》。广义的科学博物馆有三类，收藏动植矿标本的自然博物馆，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发明和工业设备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以及基本不做收藏、以互动展品为主的科学中心；三类在历史上先后出现，后来者并不取代前者，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⁴⁶ 他从现代性来解释博物馆。博物馆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最早的藏品是征服自然的战利品，启蒙运动与民族国家又借它确立自我认同，所以博物馆是现代性自我生成、“自我确认的场所”。⁴⁷ 中国的情形不同。“中国文化缺乏博物馆传统”，重“文”轻“物”，王公贵族的奇珍异宝多半私藏，文化认同主要靠文字；中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又是跨越式的，由自然博物馆直接跳到科学中心，各地的科技馆走的都是科学中心的路子，缺失了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一环，原因之一是“重文轻物，文人化传统压倒收藏传统”。⁴⁸ 科学中心有它的长处，易于白手起家，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短处是长于表现力、声、光、电，不善于表现进化论、博物学、化学和生物学，过分强调动手，“容易沦为游乐场”，而且展品雷同，要有特色，“就必须有历史，只有历史才有特色”。他为湖北省设想的方案，是一座名为“湖北省科学博物馆”的综合性场馆，把三种模式融为一体，以历史为主线划分展区，讲述一个“完整而非碎片的科学故事”，在历史情境中让观众体验科学原理，重演历史上的伟大发现。⁴⁹ 2018 年他说清华要办的博物馆，将“使科学博物馆更像是博物馆，而不是游乐场”；同时他也说明了分寸，“与学校教育比起来，博物馆教育只起辅助作用”。⁵⁰ 2019 年被问到科学博物馆服务于谁，他说它以新奇、冷峻、热烈、机巧吸引一切人，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绝不只是少年儿童，“也不是科学知识不够的人”。⁵¹ 这与他对科普的批评出于同一个思路，博物馆面对全体公民，并不预设一群有待填补知识空缺的受众。

这些判断也指向国家一级的建制。2017 年他对记者说，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经验教训和辉煌成就，未能通过博物馆的形式表现出来，令人遗憾；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深厚历史传统的大国，必须有主要由历史收藏和科技文物支撑的科学博物馆。⁵² 2020 年他又说，清华办科学博物馆，除了向公众展示清华的形象，也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历史物证的重视，唤醒全民的科学博物馆意识，推动公众科学传播，“最终推进国家科学博物馆的建立”。⁵³ 20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文集《科学乃自由之路》，“短长书”一辑收有《推动建立国家科学博物馆》一文，出版社的内容简介也把倡议建立国家科学博物馆列为他长期工作的一部分。⁵⁴

博物馆与自然志是什么关系？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是这些主张的落实。据他回忆，2016 年来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时，他就提出同时创办科学博物馆，这个想法与校领导一拍即合；2017 年 10 月起，他组织人力在校内收集旧仪器，学校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正式决定筹建科学博物馆，他任筹建中的博物馆馆长。⁵⁵ 他设想科学史系与博物馆像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和剑桥科学史博物馆那样“联体运作”，博物馆以历史收藏为主。⁵⁶ 收藏从零开始，他把方法归纳为“搜、买、造”三个字，到实验室角落、仓库、地下室和废品市场去搜，到市场上去买，依据文献复原复制；衡量藏品有三条原则，“年头越久越好，故事越多越好，品相越全越好”。⁵⁷ 难处也在收藏。校内年代越久的东西越少，50 年代以前的藏品只有个位数，过去各院系每逢搬家、装修和安全检查，都会淘汰、丢弃一批旧仪器。⁵⁸ 2019 年 4 月 24 日筹建一周年时，筹备处在校内举办了“百年器象”筹备展。到 2021 年 4 月，藏品已有 5220 件，其中 1106 件来自社会捐赠或用捐赠资金购买，大头来自校内理工院系实验室转拨；他说，有些东西暂时看价值不大，“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历史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普通人承载着个体记忆的东西同样有其价值。⁵⁹ 2025 年 1 月，学校通过了成立科学博物馆的决定。⁶⁰ 到这年 9 月，藏品增至 8000 余件，永久馆舍在艺术博物馆与美术学院大楼之间兴建，展厅约 6000 平方米，设主展厅、清华厅和特展厅，全尺寸复原的北宋水运仪象台将作为镇馆之宝，这一复原构想最早是 1953 年刘仙洲提出的；他在北大带出的学生王哲然任学术部负责人和主展厅策展人，刘年凯任收藏部负责人和清华厅策展人。⁶¹ 2026 年 4 月的报道说，筹建工作已完成八成，主体建筑将在两个月后封顶，开馆预计在 2027 年下半年。⁶²

博物馆与科学史系的联体，还有学术上的用意。他说，科学仪器史近几十年在世界科学史学科里已成显学，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的发展除了观念与理论的变革，科学仪器在科学革命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一般学校没有博物馆这样的平台，这个方向不容易做起来。⁶³ 《走向科学通史》把科学仪器史列为通史必须吸收的编史成就，也出于这个判断。在展陈上，他也把编史学的主张带进了博物馆。他计划把中国厅命名为“天工开物”，直接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脚本、按宋应星的分类来布展，理由是展陈中国的技术传统，应当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不能照搬西方流行的方法；他批评一些科技馆用现代科学框架套中国古代的东西，主张尽量保留这些成就当时的文化背景，“不要以现代人的所谓高明将它重新打扮”。⁶⁴ 这是第八章所说的反辉格原则在实物层面的运用。

他的博物馆论还可以与他的自然志论放在一起读。他说，博物学在西方叫自然志（natural history），“就是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记录、命名、分类”，属于唯象描述的“志/史”知识类型；又说，“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中国学术有强烈的史-志风格”，所以整理中国传统的自然知识，博物学框架比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更贴切，他重述的地志、方志与本草传统都属于这一类。⁶⁵ 可是同一个中国，在他笔下又是重文轻物、缺乏博物馆传统的。两种说法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对区分，自然志是书写的博物，博物馆是收藏的博物。中国有发达的书写的博物，收藏的博物却不发达；欧洲近代的博物学大发展，一是因为现代性要求盘点自然，二是因为印刷术使盘点自然成为可能，盘点的结果进了自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通常就是博物学的研究基地。⁶⁶ 吴国盛为 natural history 定下“自然志”的译名，又在清华筹建一座收藏型的博物馆，两件事各对应博物的一种形态，自然志以书写保存对自然物的命名与分类，博物馆以收藏保存实物本身。

博物馆还给过时之物一个位置。实验室淘汰的旧仪器，是被科学的进步甩在后面的东西，进了博物馆，它们成了物证，各有自己的年头和故事。胡翌霖 2018 年谈科学史的使命，说现代科学史“不仅仅试图以‘标本’的形式保存过时的科学，更试图为它们保留一定的‘自然保护区’，让过时的科学仍然作为活的智慧继续演绎”。⁶⁷ 科学史为过时的知识保留一块保护区，博物馆则为过时的器物保留一个位置。吴国盛 2018 年说，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技术，与起前瞻和引领作用的科学化的物质技术不同，它“起积淀、传承和稳定作用”。⁶⁸ 博物馆教育属于承担积淀与传承功能的社会技术，它保存的是科学的历史积淀。

从 2000 年的译名之争到清华的科学博物馆，他的科学传播论一直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为根基。1999 年他把科学传播业列为科学史学科发挥社会影响的领域；2016 年他把批判学派的学术性归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系科支撑，又把科技博物馆研究看作科学通史研究与科学传播研究共同的副产品；2020 年他说，科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有自己的内在目标，同时有帮助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和科技政策制定的外部效应。⁶⁹ 清华科学史系的四个方向里，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占了两个（见第八章）。2012 年他说现代科学不能以真理自居而逃避进入公共领域。批判学派要求科学进入公共领域接受讨论，科学博物馆把科学的历史和物证带进公共领域，两者都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面向公众的部分。

不过，面向公众展示与公众参与讨论并不相同。前文所说的双向互动，要求公众的声音能够反过来进入科学；博物馆的论证则主要落在收藏、物证与历史展示上，观众更多是看的一方。清华的博物馆有一个现成的入口，藏品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他也说普通人承载着个体记忆的东西同样有其价值。捐赠者的记忆能否进入展签与展线，观众的提问能否改变下一次展览，按《天工开物》的分类布展这样的策展选择能否公开讨论，就现有材料看，还没有形成机制。博物馆为科学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空间，空间里的互动还有待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