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应当怎样写？

哥白尼 1543 年的名著，中文长期译作《天体运行论》。书名里的 orbium，指的却不是今天所说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透明天球；今天不承认有天球，译者便想当然地写成了天体。2003 年吴国盛撰文主张改译《天球运行论》，说这一字之差“关系到在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译作天体，是“以今日之眼光对哥白尼进行拔高”；照原文读，哥白尼是希腊数理天文学的正宗传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白尼还是一个极端的托勒密主义者，比托勒密还托勒密”。¹

一个译名牵出了科学史写作的基本难题。为今天的读者写，就得用今天的眼光挑选和排列，哥白尼成了近代科学的开端；回到当时的现场，他又更像一个古代传统的复兴者。科学史该按哪一种眼光来写，一门学科凭什么算是成熟，一部通史能不能容忍今人的眼光，是本章的问题。吴国盛在这些问题上用力三十多年，起点是一部译文集。

1993 年 3 月，吴国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一部译文集写编者前言。这部书次年 7 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题为《科学思想史指南》，收在他与李醒民主编的“科学思想文库”里。前言从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建设说起，借库恩的范式概念立论，认为范式的出现标志着学科的建立，随后为科学史学科分出外在与内在两种条件。外在条件是社会建制，即独立的刊物、学会、会议、研究机构、教席和学位；内在条件是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成形，以及学术自主性的出现。他的结论是：“就科学史而言，职业科学史家的出现只是学科建立的外在表现，而自主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出现则是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准。”² 此后三十年，他在这两条线上都用了力。内的一面，是引介科学思想史纲领，写作并一再修订《科学的历程》，研究哥白尼，最后为科学通史重建编史学；外的一面，是推动科学史由理学走向史学，在北京大学办中心，在清华大学建系。2025 年写成、次年刊出的长文《走向科学通史》把两条线收到一处，科学通史在文中既被称为科学史学科的“初心”，也被当作职业化以来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编史目标。³

什么标志着一门学科成熟？

《科学思想史指南》收文九篇，有库恩与萨克雷的两篇综述，以及柯瓦雷、巴特菲尔德、霍尔、布拉什讨论思想史编史纲领的七篇。⁴ 选目的用意在前言里说得明白。十多年来国内大规模引进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名著却极少被介绍，开现代科学史编史纲领之先河的柯瓦雷，在国内学术界“毫无影响”。⁵ 他后来解释过其中的缘故。柯瓦雷的纲领自称观念论（idealism），这个词通常译作“唯心主义”，在唯心、唯物二分的框架下，整个思想史学派就被搁在了一边。⁶

前言对萨顿式编年史的批评相当严厉，说这种编年史把科学史看成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除了它非常初级，未对历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之外，还很可能是歪曲了的、不真实的”。⁷ 与之相对，他追溯了另一条谱系。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史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关注作者当时想的是什么，朗格和卡西尔把它带到科学史领域，伯特和拉夫乔伊最早把概念的发生学分析用于科学史，柯瓦雷则由此开出一种新的编史学方法论，认为“科学本质上是对真理的理论探求，科学的进步体现在概念的进化上，它有着内在的和自主的发展逻辑”。⁸ 他并没有因此否认社会史，思想史与社会史作为对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各有长短，“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只是鉴于近半个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史著作大多属于思想史范式，而国内对它又格外陌生，所以要专门介绍。⁹ 八年后，席泽宗为《科学的历程》第二版作序，还特意提到这部书对国内科学史学科建设的推动，理由是此前国内对西方科学编史学非常不了解，“有些标榜‘科学思想史’的书，实际上并不是科学思想史”。¹⁰

说这部书把反辉格史学引入了中国，大体不错，需要补充的是分寸。1994 年的前言批评编年史，却没有用“辉格”这个词；反辉格的论述主要出现在所选的三篇文章里，巴特菲尔德论科学史与历史研究，霍尔问科学史可以是历史吗，布拉什的文章还有一节题为“作为辉格式历史学家的科学教师”。¹¹ 吴国盛自己的说法更早，也更朴素。1991 年 12 月，他为《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写序，区分了历史研究的“求同”与“求异”，前者寻找现代理论在历史上的足迹，“明显是反历史的”，而“‘求异’的方法则特别注意发现过去与现代的差别之处，并且力图在过去的思想氛围中理解这种差别，我相信，求异方法可以读到更多的历史”。¹² 这本小书把希腊人的 topos 译作“处所”而不译“空间”，用的正是求异的方法。就现存文本看，他自己的文字里较早出现“辉格”一词，是 2004 年 1 月为《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写的书评，说“越是‘简明’的历史，越是容易像一部‘辉格史’”，又说简明虽然有辉格之嫌，“可是好读”；把辉格与反辉格作为科学史的基本问题来讨论，则是 2005 年的《科学史的意义》。¹³

《指南》原拟有第三部分，为三十部科学思想史名著写导读，从伯特、怀特海、柯林武德、柯瓦雷，一直列到鲍勒和迈尔，前言说“由于时间紧迫，这一部分来不及完成”。¹⁴ 这份书单后来变成了一项持续多年的翻译事业。2003 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后改名“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陆续收入库恩《哥白尼革命》、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牛顿研究》《伽利略研究》和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书；《牛顿研究》的译者是学生张卜天，此后他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下，以每年数种的速度翻译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¹⁵ 书单上的许多著作，此后陆续有了中译本。

一部科学史应当包括什么？

《科学的历程》的缘起是一次约稿。据 2018 年第四版自序，1992 年夏天，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李永平请他组织几个人合写一部大部头的科学史普及读物，他想一个人试试，拟了提纲，试写了绪论，出版社看后把任务交给了他；从 1992 年底到 1993 年底，他集中写了一年，书于 1995 年底问世。¹⁶ 写作与编译《指南》几乎同时。第一版后记说，他一直提倡深入钻研科学的历史，为此编译过《科学思想史指南》，而写这样一本书，“正好将多年来对科学史的了解和看法整理一下，是一个有意义的编史实践”；后记也交代了作者的身份，这只是“一位非职业的科学史工作者”写的普及读物。¹⁷

这次编史实践的纲领写在绪论里。1995 年版绪论有一章题为“科学史的编史方法”，现行版改称“科学史的方法”。他先列出三种关于科学的界说，即系统化的自然知识、生产力和社会活动，三者分别对应理论科学史、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史，作为普及读物，他不想让一种排斥另外两种，“照此理解，本书打算写成一部综合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史”。¹⁸ 对各种编史写法，他取一种折中的态度，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同样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和平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体采用综合史的写法，对某个时期的带头学科则辟专章叙述。他也不讳言这种写法的弊病，“它什么都写到了，但可能什么都没写好”。¹⁹

这部书后来出过四版，第二版把哥白尼巨著的书名由《论天球的旋转》改为《天球运行论》，²⁰ 第三版依据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订正了比萨斜塔实验、布鲁诺之死等旧说。²¹ 全书的框架一直没有动，细部则随着职业科学史家的研究逐版订正。

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始终偏低，评价的着眼点却在变化。约 2009 年他说：“提到这本书我很惭愧、很不安，它的水平不高，却为我带来了许多荣誉。”2018 年的自序说，阅读和研究越多，越觉得当初写作此书“实在是无知者无畏”，“不过，书有自己的命运”。²² 这些主要是写作水准上的自谦。2020 年，他为另写一部篇幅短小的科学史《科学的故事·起源篇》作前言，说《科学的历程》“的确有点过时了”，过时主要指它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各版虽然吸收了国际科学史界较新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其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是中庸的、从俗的”，核心是中国人默认的“科学”与“技术”不分。²³ 2025 年的说法更直接：“我的《科学的历程》未能免俗，也是一部混合的科学技术史。”²⁴ 当年“综合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史”是一种自觉的设计，到这时成了需要检讨的对象。变化的原因在于他对“科学”本身的理解，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科学史该归理科还是史学？

1999 年在北京香山的一次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谈了科学史学科的定位。科学史当时是理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自然按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专科划分，这样一来，“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所以他主张，“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²⁵ 同一次发言里，他把科学史比作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诸学科中的“皇后”，建议在高校推行“科学人文类”限制性选修课，并说自己准备在北大每两年开一次科学通史课，在五年内写出一部本科用的《科学通史》教材。²⁶ 通史课从 2000 年开出。学生胡翌霖后来回忆，这门课是开卷考试，许多同学不理解历史课怎么开卷，在他看来，课程要训练的是把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的逻辑，年表上的知识点网上就查得到。²⁷ 他为研究生开的“科学史专题：科学革命”，六本必读书分别代表六种编史纲领，伯特代表传统的科学思想史，柯瓦雷代表对柏拉图主义传统的重视，库恩代表由柯瓦雷走向社会史与文化史，狄博斯代表对赫尔墨斯主义等神秘主义小传统的重视，麦茜特代表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夏平代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柯瓦雷传统的解构。²⁸ 课堂上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编史学谱系。

此后他的主张逐渐成形为一套说法。2006 年 7 月，他为“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写总序，概括国际科技史学科经历的转变，即“由‘分科史’向‘综合史’、由理学性质向史学性质、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中国科技史界提出的“再建制”，在外部是把学科阵地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扩展到高校，在内部是由分科史走向综合史，由学科内史走向思想史与社会史，由中国古代科技史走向世界科技史。²⁹ 同年 8 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与北大哲学系主办首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会上动议在学会之下成立科技史教学的专门委员会；据他的学术简历，2007 年起他任学会的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³⁰ 2007 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的会上，他把这层意思归结为一句：“科学史学科应该由理学学科走向史学学科。”他还说明了为什么要走向西方科学史，西方科学已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研究西方科学史，不只是在研究‘他们’的东西，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东西”。³¹ 1999 年他谈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说过一句意思相通的话：“历史是用来自我确认的，是一个学科的identity之所在。”³² 对科学史而言，走向史学，就是回到这门学科自己的身份。

在北大，他能做的主要是中心一级的建制，2010 年成立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还是一个虚体。³³ 2016 年接受访谈时，他说国际学界通常把科学史划归史学，“将来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也归属到史学门。目前史学门下面已经有了考古、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科技史可以成为它的第四个”。³⁴

2016 年他转入清华大学，次年创办科学史系。³⁵ 杨振宁在会上说：“科学史有别于科普、传记文学，有助于我们严肃地反思科学自身的历史，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什么是科学’。”³⁶ 吴国盛把科学史称为“二阶学科”，强调它与通识教育的关系，萨顿为弥合两种文化而倡导科学通史，哈佛校长科南特把科学史课程放进通识教育，所以“让科学史回归‘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是我们建系办系的一大特点”。³⁷ 系名本身就是一种主张。据《新京报》记者的说法，建系之前有人提议叫“科技史系”，他坚持用“科学史系”，理由是在现代汉语里“科技”通常就意味着“技术”。³⁸ 新系确定的方向，除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和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外，还有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他说后两个方向社会需求最多，“在学科建制上恰恰都没有地位，在国务院学科目录中都没有”。³⁹ 此后，学校 2018 年 4 月审议通过“科学史”本科辅修专业，2019 年自主审核增列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 2022 年初公布的教育部 2021 年度本科专业审批结果中，“科学史”作为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代码 060109T，属历史学门类。⁴⁰ 1999 年在香山提出的“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二十多年后在本科专业目录这一层落了地。

西方科学史从哪里入手？

转向西方科学史研究，他主张从近代早期入手，因为现代科学的起源在那里，西方科学史界半个多世纪最大的成就也在那里。⁴¹ 他自己选的题目是哥白尼，第一篇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是“天球”不是“天体”》。文章梳理了这个误译的来历，1879 年门泽尔的德译本已把书名译作“论天体的圆周运动”，20 世纪的英译本则没有重犯；国内天文学界原有“天旋论”的旧译，1953 年竺可桢、戴文赛等人采用《天体运行论》，此后这个译名约定俗成。⁴² 文章的摘要说：“强调是‘天球’不是‘天体’是为了恢复科学史的实情。”一字之差除了关系到历史态度，还关系到反省近代科学时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这一层文章末尾说得更明白。他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一个形而上学前提，“哥白尼的‘天球’提示我们这一先验的形而上学前提的存在”；天球被抛弃之后，人们引入了引力，引力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天球的功能，使宇宙重新结成一体，而引力本身究竟是数学上的还是物理上的，又成了新的问题。⁴³ 这一年，他与张东林、李立合译的库恩《哥白尼革命》出版，他在书中加了译者注，重提书名的译法。

正名的工作延伸到术语。2007 年，他为托勒密天文学中的 equant 一词写了《Equant 译名刍议》，指出近代科学诞生之前西方科学史上的名词术语尚未经过系统审定，这项任务应由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者承担；对自己此前的译法，他写道：“我和我的学生们一律译为‘点’，现在看来并不很妥当。”⁴⁴ 这些主张起初应者寥寥。约 2009 年的一次访谈里，他说自己提出的《天球运行论》译名“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的响应，更不要说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了”。⁴⁵ 转机出现在 201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卜天所译全本，书名就是《天球运行论》，他后来称之为国内哥白尼研究“最重要的进展”。2021 年初他读韦斯特曼《哥白尼问题》的中译本，逐条列出六十七处译误，equant 一律主张译作“偏心匀速点”，cosmography 译“宇宙志”，History of Animals 译“动物志”。⁴⁶ 2021 年，他在《读书》上发表《迷人的哥白尼》，批评的范围也扩大了，把“天球”改译成“天体”，“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水平和科学传播理念”。⁴⁷

《迷人的哥白尼》还介绍了哥白尼研究的新进展。他沿用思想史的解释，认为“日心说并不是观测引导的结果，而是审美引导的结果”；同时详细介绍了韦斯特曼 2011 年的《哥白尼问题》，这部书从占星术的线索重新解释日心说的提出与接受，认为 16 世纪并没有支持与反对哥白尼两军对垒的阵营，传统叙事过于“辉格”。对两种解释，他没有裁断，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哥白尼的故事的确十分迷人。”⁴⁸ 为纪念哥白尼诞辰 550 周年，他又写了《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用中国天文学传统的特点解释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迟缓接受（详见第七章），结论是“没有采纳哥白尼学说，对当时的中国天文学而言，一点损失都谈不上”。⁴⁹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辉格判断，它不以现代天文学的标准评判明清天文学家。

初学者需要什么样的指南？

2023 年，他主编的《科学技术史手册》出版，全书 54 章，是一部为初学者编写的科学技术史学科指南。⁵⁰ 学科概述收有代表性的学科综述，科学史一组的头两篇，正是 1994 年他为《指南》译出的库恩和萨克雷的两篇《科学史》，后面接着克里斯蒂的《科学编史学的发展》和奈哈特的《科学史的编史学》；技术史、医学史各收两篇；中国科技史收席泽宗、张柏春与李明洋、孙小淳的四篇。文献指南三十六章，他自己写工具书和通史通论两章，其余分写前现代史、分科史、国别史、专题研究和中国科技史，撰稿人里有他的学生胡翌霖（物理学史）、蒋澈（伊斯兰科学、俄国科技史、中国农学史、中国博物学史）、晋世翔（希腊、中世纪）、高洋（现代早期、德国科技史）和王哲然（科学仪器史）。学科建制部分逐章介绍杂志、学会、会议、学位设置和奖项，最后一章是科技史家小传。⁵¹

这部手册与三十年前的《指南》前后相接。1993 年的前言为学科开列的外在条件，刊物、学会、会议、学位，在手册里各成一章；当年来不及完成的名著导读，在手册里扩展成三十六章文献指南。书名用的是学位目录里的“科学技术史”，全书则把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和中国科技史分组叙述，与他区分科学与技术的主张相合。2025 年的《走向科学通史》引库恩、克里斯蒂和奈哈特，用的都是这部手册里的译文。⁵²

通史能否容忍辉格史？

一部学术版的科学通史，他筹划了二十多年。1999 年的香山发言里，它是一部五年内要写出的本科教材；2002 年席泽宗的序说，作者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一本学术性更强的科学通史教材；2014 年，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立项，2016 年他在访谈中说，近两年要倾全力撰写一部大部头的《科学通史》。⁵³ 2025 年的《走向科学通史》，是他为这类写作所作的编史学清理，文中的“我们”，指的是写作科学通史的人。

文章开篇是一个统计。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中国学者写的通史类著作或教材，书名带“科学技术史”或“科技史”的有 25 种，带“科学史”或“科学通史”的只有 4 种。他由此提出“科学”通史不是“科技”通史，把“科”“技”不分的根源追到中国自古有“技”无“科”，又追到李约瑟难题的流行，认为科学通史“应该明确拒绝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⁵⁴ 这与他 2007 年的设想形成对照。那年 2 月，他为了解决中国科技史如何嵌入、科学与技术如何组合这两个难题，提出了汪洋与孤岛的口号，主张写一部以技术为主脉的科技通史（见第六章）。⁵⁵ 约 2009 年他还说，科学通史的目标是“提出某些科技文明类型”。⁵⁶ 2006 年他称麦克莱伦和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是真正的科学通史”，2025 年评价同一部书，说它“并不是一部‘科学’通史，而是一部另类的‘世界史’‘全球史’”。⁵⁷ 汪洋与孤岛的比喻保留了下来，用法变了。2025 年的文章用它说明科学始终处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并列出三种与科学相伴的先决技术，即让研究者衣食无忧、言论自由的社会制度，知识的保存、传递与交流技术，以及测量和计算仪器，技术由此作为条件进入科学通史，叙事的对象则是科学。⁵⁸ 这个变化来自他对“科学”的界定。2016 年的《什么是科学》把科学追溯到希腊的自由的学问，同年底他在《由史入思》的后记里宣布，今后要倒过来由思入史（参见第一章）。⁵⁹

文章的第二个论点是，科学通史是“科学史家的科学史”。为科学服务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是专科史、内史和辉格史；萨顿以科学通史宣告学科独立，以新人文主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桥，可是他的实证主义编年史写不完，也没有清算辉格史。⁶⁰ 此后科学史的职业化伴随着几次编史学革命，每一次都削弱了通史的可能。反辉格史否定了以现代科学选择史料的天然合法性；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塑造了经典的科学革命叙事，成功的领域却限于数理科学和现代早期，只能写成断代史、专题史或专科史，“而非科学通史”；社会建构论取多元主义科学观，“从根本上否定了编写科学通史的可能性”，八卷本《剑桥科学史》也成了一部大文集。⁶¹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对辉格史观保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才能为科学通史的编史学保留可能性。”⁶²

重建通史编史学的理由，一半出自学科，一半出自中国。学科方面，学生需要一部持续更新的通史作为教科书，通识教育需要通史在文理之间搭桥；中国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学习科学偏重“做科学”，耽搁了“理解科学”。他说：“中国科学史家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是，科学启蒙尚未完成、科学精神尚未扎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不能简单追随国际流行的编史学。⁶³ 他提出四条。一是约束社会史叙事，“在社会史盛行、外史泛滥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回到内史是必要的”。二是适度容忍辉格史，以建构整体的科学形象，在整体框架上把现代科学作为优先的参考系，在微观叙事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所谓接受反辉格史的洗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弱辉格史编史学的“自觉反省和克制”。三是适度重回启蒙主义编史学和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同时纠正极端的英雄神话和单向线性的进步叙事。四是吸收职业化以来的编史成就，他列了十项，包括中世纪后期的科学复兴、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多元复杂论、炼金术与赫尔墨斯主义、工匠传统、自然志维度、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科学与工业革命，以及把科学传播、科学仪器纳入叙事，说科学“也是在传播网络中‘被制造’的”，仪器是“思想的发生地”。⁶⁴ 第二条的要害落在一句话上：“适度容忍辉格史，并非完全放弃选择历史事实的话语权、完全听任科学家来决定何种事实应该进入历史，而是宏观的辉格叙事与微观的反辉格叙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⁶⁵

第四条所列的十项，大半出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科学史的研究，在原处多半是用来拆解宏大叙事的。哈里森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重估、史密斯讲的工匠认识论（均见第二章），以及西科德（James Secord）把科学看作流转中的知识，⁶⁶ 拉吉（Kapil Raj）研究知识怎样在南亚与欧洲之间的往来中共同造就，⁶⁷ 用意都在于改变由欧洲中心向外扩散、由观念主导的科学图景。吴国盛把它们吸收为通史的材料，框架仍是从希腊到现代的长线与启蒙的目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与宏观和微观的张力同属一类。放到国际学术版图上看，他的历史类型学属于伯特、柯瓦雷开创的科学思想史一路，又借吉莱斯皮与布鲁门伯格接到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近二十年国际科学史的主流，则在实践、物质、流动与认识论美德一边。他自觉不随流行的编史学，理由不在方法的新旧，而在中国的科学启蒙尚未完成。

“必要的张力”出自库恩，吴国盛二十年前就用过。2005 年的《科学史的意义》讨论科学史服务于素质教育，说库恩想揭示常规与革命、传统与变革之间“基本的（必要的）张力”，在科学史教育中，“辉格史与反辉格史应该因着不同的情境而达成不同的平衡”；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反对教条主义、恢复科学的历史形象是主要任务，“反辉格的科学史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⁶⁸ 2025 年的天平偏向另一边，依据的仍是因情境求平衡的原则。2005 年的情境是教条化的科学形象和素质教育，2025 年的情境是通史写作、社会建构论的流行，以及他所担心的“科学相对主义”与“反智”土壤。⁶⁹ 1994 年他引入思想史纲领，是为了让科学史摆脱实证编年和无历史的哲学，确立学科的自主；2025 年为通史保留一定程度的辉格，是为了让职业化之后碎片化的科学史重新给出科学的整体形象。两次取舍都以情境为据，在这一层面上前后一致；情境由谁来判断、凭什么判断，文章没有交代。2025 年的文章里还有一句，“一部历史著作越是短小精悍，就越会是一部辉格史”，与 2004 年那篇书评的说法几乎一样。

他自己的通俗写作也在这样做。2020 年的《科学的故事·起源篇》整体上是一条从希腊讲起的长线，讲到亚里士多德给前人贴上“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的标签时，他提醒读者这是一个辉格式的讲法，还专门加注解释了“辉格式”一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写《论自然》，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本性，以自然与社会两分的眼光去看他们，“是一种时代错位的错觉”。⁷⁰ 宏观上为读者立一条线索，微观上不让今人的分类覆盖古人的问题，两种尺度在同一部书里并存。

过时之物为什么值得写？

《走向科学通史》里有一个注释，说国内书名中带“科学通史”字样的中文学术著作，除三部译著之外，似乎只有胡翌霖的《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⁷¹ 这本书以胡翌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时开设的科学通史课讲稿为底本，2016 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20 年出修订版。吴国盛为它作序，说自己十多年前在北大开科学通史课时就想写一部教材，“这个写作计划一拖再拖，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学生于是先写了；序里特别称赞学生“有很强的编史学自觉，主动承认历史总是要省略”，所以把叙事重点放在近代早期有自己的根据。⁷² 胡翌霖在第一讲中讨论辉格史，说这种编史策略并非没有主观观点，“自觉的偏见往往能成为独到的洞见，而无所自觉的偏见就仅仅是一种盲目了”。⁷³ 老师 2025 年说“缺乏‘编史学自觉’是幼稚和盲目的”，意思相近。⁷⁴

师生的侧重也有不同。胡翌霖的书名标举“过时”，前言说这本科学史试图名正言顺地谈论过时的事物，“它们不是因为残留下某些精华而显得重要，而是因为‘过时’本身所以重要”。⁷⁵ 这是一种彻底的反辉格立场；吴国盛的通史则要为尚未完成的科学启蒙立一条长线。两者能否相容，先要看怎样理解“过时”。“过时”可以理解为被时间甩在后面，也可以理解为不合时宜，后一种理解预设了那个东西曾经正当其时，《共和国需要怎样的学者——吴国盛学术评传》第三章借他的时间观念讨论过这两种理解。按后一种理解，吴国盛 2020 年说自己的《科学的历程》“有点过时了”，也就承认了那部书曾经正当其时。它的综合写法回应的是 90 年代中期科普重新受到重视时的读者，第四版自序说，此书的成功常使他有“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感觉。⁷⁶

放在通史写作里，宏观的长线给读者一个方向，回答科学如何走到今天；微观的反辉格叙事把每一段过去放回它自己的时代，让当时的问题和解答重新显出道理。两者不只是分工。宏观主线决定哪些材料进入通史，微观研究又可能改写主线本身，二者需要互相修正。

燃素说可以作一个检验。18 世纪斯塔尔的燃素说用一个原理解释燃烧、煅烧与金属生锈，为大多数化学家接受，后来被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取代，没有通向今天的化学。《科学的历程》写它，先说“它虽然是错误的”，又说它“确实是化学史上第一个将各种化学现象统一起来的化学原理”，“引导化学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写至死坚持燃素说的普里斯特利，用了化学理论上“保守”的说法。⁷⁷ 这是长线写法的典型处理，结局先定，再给过去以有限的公道。微观的研究可以走得更远。有科学史家重新检讨这场化学革命，认为燃素说在当时的证据上并没有输得那样分明，放弃它有过早之嫌。⁷⁸ 接受这类研究，通史的长线并不因此作废，可普里斯特利就不宜再称作保守，化学革命也不宜写成真理对错误的胜利。燃素说该占多少篇幅、用什么语气，正是两种尺度相遇的地方，这里的张力不能事先化解，只能逐个题目去权衡。吴国盛所说的“必要的张力”，可以理解为同一种编史学自觉在两个尺度上的运用；运用的分寸，要落到这样一个个具体的题目上才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