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自然

1998 年，吴国盛把十二年来的文章编成一本文集，取名《追思自然》，副题是“从自然辩证法到自然哲学”。卷首的代序把这些年的工作归结为“超越科学”与“诉诸历史”两个方案，又说两者应当看成一个方案，因为“每一次编史实践都由特定的哲学眼光所指引”。¹ 他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也许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在哲学的大门外徘徊，还根本没有踏上哲学的道路。”² 说这话的人，五年里出版了《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自然的退隐》，又在叶秀山门下写完了博士论文。他觉得自己还在门外，是因为他对哲学的理解在这几年里变了。1993 年，他为了反对把人物化的自然本体论，把无限归于人；1996 年，他借海德格尔写下，人是存在的守护人。从前一句到后一句，是这一章要讲的路。

希腊人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空间

走向希腊，起点仍是那个宇宙论问题。80 年代的无限论者常用一个古老的诘难反驳有限论，如果宇宙有限，宇宙之外是什么？1990 年他反过来问，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反倒是有限宇宙论，它是如何可能的？³ 希腊人当然也会问宇宙之外是什么，他们凭什么还能坚持宇宙有限？这个问题把他引向了希腊人的空间概念。⁴

1991 年写成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开篇区分了两种读历史的方法。“求同”是在过去寻找现代理论、概念和问题的足迹，把古人看成对今人的不完全接近，这种方法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持，却是反历史的；“求异”则留意过去与现代的差别，并力图在过去的思想氛围中理解这种差别，“我相信，求异方法可以读到更多的历史”。⁵ 用求异的眼光去读，他发现近代空间的两个特征希腊人都没有，一是背景化，空间是一切物体存在和运动的唯一而不动的背景，二是几何化，空间是连续、无限、均匀各向同性的广延。⁶ 希腊人最重要的空间术语 topos 指的是处所，书在桌子上，桌子是书的处所，桌子在地面上，地面是桌子的处所，说的是今天所谓的位置、地方，与空间是两回事。⁷ 亚里士多德把处所规定为包围者的内界面，又让不同的处所有天然的高下之别，这是一种“局域性的（非背景的）、宇宙论化的（非几何化的）空间概念”。⁸

起初的问题由此有了回答。宇宙之外再没有包围者，宇宙本身也就不在任何处所之中，它不是万物的共同背景，“它也只是一个东西的处所，只不过这个东西是宇宙中最大的东西”。⁹ 在这样的概念框架里，问宇宙之外是什么，并不构成对有限论的致命诘难；只有当空间被理解为无限延伸、均匀同质的背景，“之外”才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宇宙无限论预设了近代的空间概念，80 年代争论不休的宇宙学问题，到这里变成了一个概念史问题。柏拉图的 chōra、原子论者的虚空、欧几里得的几何，都常被当作希腊已有近代空间的证据，他一一辨析，认为直到 6 世纪的菲罗波努，希腊思想才完成了向近代空间概念的转变。¹⁰

这项考证的分量，他后来说得更清楚。柯瓦雷把科学革命归结为宇宙的解体与空间的几何化，读了希腊原典，“我大吃一惊，发现原来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概念”；科学革命把时间和空间这类原本次要的范畴变成了最基本的范畴，弄清这一转变，“是理解近代思想和理解现代性的关键”。¹¹ 这本 7 万字的小书印数很少，他却说“它却是我最为珍爱的著作”。¹² 2016 年他坦白，后来读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发现自己“大费周章地去甄别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几乎是信手拈来就给解决了”。¹³ 这句话可以读作谦辞，也可以读作一个科学史家走向现象学的理由，史学的功夫做到深处，碰到的是哲学的问题。topos 的译名后来也变了，他受学生张卜天的影响，改用“位置”来译它，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他近年对安居大地的思考。

思想史的编史纲领

与空间史同时，他编译了《科学思想史指南》，把柯瓦雷、巴特菲尔德、霍尔等人的编史学文章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文里。编者前言的中心论点是历史对哲学的奠基作用，“多大程度上深入历史，哲学就有多大程度的深刻性”。¹⁴ 他批评两种无视历史的偏向，自然哲学界热衷于建立范畴体系，许多体系不过是概念游戏；科学哲学界热衷于方法论，以为找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功倍，可是方法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把方法论当作点金术，反映的是逻辑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¹⁵ 前一种是自然辩证法界的老传统，后一种是 80 年代引进科学哲学之后的新风气，他自己当年也用过分析的利器。

他最想介绍的是柯瓦雷。照柯瓦雷的纲领，“科学本质上是对真理的理论探求，科学的进步体现在概念的进化上，它有着内在的和自主的发展逻辑”；这位开现代科学史编史纲领之先河的大师，当时在国内“毫无影响”。¹⁶ 萨顿式的编年史把科学史写成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过程”，今天的主题未必是过去的主题，字面相近的旧理论也可能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写法很可能歪曲历史。¹⁷ 求异的方法与思想史的纲领，在他那里是连在一起的，要看出古今之异，就得追问观念本身怎样演变。三十年后他说：“如果说萨顿是‘科学史之父’，那也只是身体之父，而柯瓦雷才是科学史学科精神之父。”¹⁸ 科学有内在、自主的逻辑，这一信念此后贯穿他的科学史，也呼应着他 1986 年就看重的科学的自主。

自然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

80 年代中期，“自然哲学”在北大的研究生口中还是个贬义词，指以粗浅的思辨研究自然的“前科学”。¹⁹ 到 90 年代，他成了自然哲学的倡导者，1994 年发起西方自然哲学史会议，又主编《自然哲学》辑刊。辑刊的编后记说，与会者多数希望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保持密切的关系，做新科学的开路先锋，他自己属于少数，认为自然哲学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为目标，“自然哲学当成为第一哲学”。²⁰

他在第 1 辑上发表的长文《自然哲学的复兴》考察了“自然”一词的历史，西方思想中的自然经历了“一个由‘生长’，到万物之‘本原’，再到自然物之‘本性’、‘原则’，直到‘自然物之集合’的演变过程”。今天的人一想到自然，就已被一个框架支配，自然是事物的集合，于是思考自然马上变成了思考自然物，结果是“关于自然物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关于自然的哲学研究消声匿迹”。²¹ 中文的“自然”本义是自然而然，他引西里西乌斯的诗句“玫瑰开花，因为它开花”，说生长先于一切对象性的思想。

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自我检讨，是他思想转变的开端。近代科学把自然理解为一幅图像，图像预设了在它之外的画师，由此有两种推论，或者把图像本体化，人被嵌进图像，或者把人与自然绝对二分，人成了构造自然的主体。“我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否定了前者，暗含地肯定了后者，现在看来，否定前者固然不错，但肯定后者则大有问题。”图像化的自然概念既可以导致自然本体论，也可以导致实践本体论，“我们必须承认不是人构造了自然，而是自然孕育了人类”。²² 1993 年他把本体安放在人的实践上，为的是不让人被物化；一年以后他看到，这种安放仍在主客二分之内，与他要批评的自然本体论同出一源。工业化把自然当作能量库和资源库，“人类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人类被支配”，所以自然哲学复兴的前提是，“自然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它永远在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之外。新的自然哲学属于技术时代那些想要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我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哲学”。²³ 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是从二手文献里认出这位同路人的。²⁴

自然哲学的处境两面不讨好。自然辩证法界的老朋友认为它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没有地位；哲学界的新朋友认为它只是跟在科学后面做概括，算不上正经哲学。他的回答是，“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正是在科技昌明的时代，追思自然才格外艰难。²⁵ 1996 年的会议综述里，他说“我们所谓‘自然哲学’，意在追思本真自然，因为本真自然已在‘自然物’的泛滥中悄然退隐”，又提出生命科学中博物学传统的恢复与物理科学中时间之矢的发现都值得花大力气研究，因为博物学的冷落与时间之矢的丢失，都可能与自然的丢失有关。²⁶ 二十年后他提倡博物学，写《时间的观念》，都可以追到这里。

第二种科学哲学

1995 年 5 月，全国科学哲学会议在太原召开，主流的关切是为科学划界、反对伪科学。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方向相反的报告，题为《第二种科学哲学》，建议科学哲学家研究科学时代的精神教条，在为科学辩护的第一种科学哲学之外，发展批判科学的第二种科学哲学。²⁷ 两者针对的问题并不相同，主流关心的是哪些东西冒充了科学，他关心的是科学本身怎样成了时代的教条。

正式的文章 1996 年发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有两个教条，一是自然科学是唯一正当而有效的知识形式，二是科学知识之所以有效在于方法，所以方法论是知识论最恰当的课题；守着这两个教条，科学哲学就成了“科学的卫道士”。批判科学的哲学，资源主要来自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和海德格尔。²⁸ 它的核心是科学存在论，把科学理解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研究这种存在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和限度，“科学的存在论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哲学，而且是一种对科学持批判态度的哲学”。²⁹ 他举惯性定律为例，物体要永远保持匀速直线运动，需要一个无限、均匀、各向同性的空间作前提，这样的空间希腊人没有，所以惯性定律并非来自观察，它带来的是整个概念框架的改变，背后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古典宇宙中的人住在地球上，“如同母腹中的胎儿，无比安稳”，近代人则选择了主体的生活方式，世界成了算计和控制的对象。³⁰ 空间史的考证在这里成了科学存在论的证据。

常有人说中国科学还不发达，不宜从事批判科学的哲学。他的回答是：“岂不知，一当我们意欲致力于大力发展科学，科学的本质就已经先行支配着我们。”科学哲学的功能，“尤其在于成为科学时代的牛虻”。³¹ 文中区分了对错与真假，符合论只关涉某一视界中的对错，真理的本义是去蔽；注里说，这个区分最早来自与叶秀山的交谈，“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有所领悟时的狂喜心情”。³² 这篇文章当时在自然辩证法界没有多大反响，³³ 十几年后他说，他们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外发展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多少年来，我们的工作另类边缘、和者甚寡，多数时候是自得其乐”。³⁴

科学是一种文化

追思自然有一副冷峻的面孔，他同时写的那部书却是热的。1992 年夏天，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李永平请他主持一部大部头的普及性科学史，他拟了提纲、试写了绪论，出版社决定交给他一个人写。一个还没出过书的二十多岁的青年独力承担这样一部大书，他后来说“是有点冒险的”。³⁵ 1995 年底，《科学的历程》出版。

绪论开头是一个写作场景，窗外的阳光、建筑工地的轰鸣和农贸市场的嘈杂，显示着外面正热烈展开的经济生活。³⁶ 在那样的年月回顾科学的历史，他的理由写在后记里，“哲学研究如果脱离了历史，就会失去根基”，写这样一本书正是一次编史实践。³⁷ 他说科学史有助于理科教学，“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理解科学本身”，并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高考物理几乎满分的大学新生，在去学校报到的轮船上苦苦思索为什么人跳起来仍能落回原处，后来读了科学史才懂得牛顿第一定律的含义，“这位年轻大学生的故事正是我自己早年的经历”。³⁸³⁹ 他想写一部“综合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史”，同样重视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也清楚这种写法的弊病，“它什么都写到了，但可能什么都没写好”。⁴⁰

书中最能代表他的，是对科学作为文化的强调。“科学不只是一些方法性、技巧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在实用理性的传统里，中国人不大能接受“为科学而科学”的说法，“不过，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比较缺乏的也许恰恰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⁴¹ 这个判断上接 1986 年对科学精神的呼吁，下启后来的“自由的科学”。这部书成了一代人的科学启蒙读物，他自己的解释很平实，一是出版的时机，二是写作的角度，而这个角度来自他的哲学训练和思想史训练。⁴² 此后的修订也记录了他的变化，1995 年版说科学先贤的艰苦创业“仿佛一部向大自然胜利进军的英雄史诗”，到第四版，“向大自然胜利进军”几个字删去了。⁴³ 追思自然的人，不再把科学写成对自然的进军。

二元对立的泥潭

《自然本体化之误》出版后，学界最注意的是它明确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人文学者欢迎它，批评也随之而来。1995 年，象弘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把他列为中国反科学主义的代表之一，认为他是从维护形而上学的角度反对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反对只是形而上学传统内部的一次颠覆；⁴⁴ 同年，李章印批评这本书仍然活动在主客二分的格局里。⁴⁵

他的反应是接受。“我觉得他把握得很准，毛病也挑得很准。”为了与科学主义对立，那本书抬出了人、抬出主体性作为哲学的根本，“但这里的‘人’或者‘主体性’是完全未加澄清的，所以才会陷于主体-客体、人文主义-科学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泥潭”。⁴⁶ 他解释说，二元对立的格局一旦形成，格局内的任何争斗都只会加强这个格局，遮蔽它所由形成的更本原的东西；深究下去，“人们也许会发现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人文主义提供“人”作为价值目标，科学主义提供科学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值得深思的倒是，将‘人’立定为价值目标这件事情是如何可能的？”⁴⁷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1993 年的反科学主义是一种划界，承认科学对其对象的权威，只反对科学越界做本体论；现在他看到，用一种形而上学反对另一种形而上学，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他不再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选边，转而追问两者共同的前提。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并没有放弃，变的是批评的位置。

人是存在的守护人

1996 年的《自然的退隐》是这个追问的第一个成果，副题是“科学革命与世界图景的诞生”。引言从人的直立讲起，上与下看似空间术语，却有绝对的意义，“这个绝对参照系就是人的直立状态”，直立的人顶天立地，有头顶的星空，也有足下的泥土。⁴⁸ 天空展示规律、训练理性，让人觉得自己伟大，“近代科学的本质就是实现‘天空’对‘大地’的征服和归约”；在天空的征服之下，大地无言地自行退隐，守住一个无须言说的真理，“人并不因为顶‘天’而不再立‘地’”。⁴⁹ 全书最后回到大地。他依据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把真理的既去蔽又遮蔽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斗，这样的大地并非天文学意义上的行星地球，它是一切敞开者的敞开之地和回归之地，“大地也是家园”。⁵⁰ 技术时代把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与物的距离拉近了，存在的真理却消失了，“今天四季都充足供应的水果还带有那唯有在收获时节才会有的果香吗？”接着是全书最重的一句：“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守护人。”⁵¹

从“无限属于人”到“人是存在的守护人”，是一次真正的转向，转掉的正是 1993 年那个立论的前提。1993 年他批评自然本体论把人降低为物，为此把本体安放在人的实践上，人的地位由主体的无限追求来担保；1994 年以后他看到，把人立为主体，与把自然当作图像、当作支配的对象，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人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人被支配。要防止人被物化，只抬高人是不够的，还得让自然作为自然存在。两次都在为人辩护，反对把人降为物，辩护的理由却换了，前一次依靠主体性，后一次恰恰要克服主体性。他对自由的理解也随之改变，1993 年，自由近于主体对无限的追求；到 1998 年的博士论文，他依循海德格尔说，自由不是人的随心所欲，也不是人所占有的一种属性，自由乃是“让……存在”。⁵² 这个转向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里一再出现。自由如果是“让……存在”，人对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从哪里获得动力？他讲启蒙，讲理性的解放，讲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用的仍是主体的语言；讲守护与安居，用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两套语言在他的著作里长期并存，哪一套也没有把另一套吸收进来。

技术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1995 年，他成了叶秀山的在职博士生，攻读西方哲学。他已经意识到，要充分理解西方科学，必须回到科学所依附的西方哲学史中去。⁵³ 读博的几年，他常在星期二到叶秀山在哲学所的小格子间里请教，报告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再听老师评点。他开始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于是蓦然发现这才是大家啊。我以前费尽心思求索的科技哲学新思路，似乎一下全有了！”⁵⁴ 这条路在他看来很自然，搞科学思想史就要追溯到柯瓦雷，柯瓦雷是胡塞尔的学生，“从科学思想史进入现象学很容易”，从海德格尔再到技术哲学也很容易。⁵⁵

1998 年的博士论文题为《技术与形而上学》，副题“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按流行的看法，论文似乎应当题为“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他认为这对海德格尔极不恰当，部门哲学的划分只在存在者层面有效，“技术之思不是关注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追思”；题中的“与”字，取自海德格尔把技术理解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说法。⁵⁶ 把技术看作工具和人的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却未必是真的，希腊的 technē 与 epistēmē 交织在一起，本质是去蔽。⁵⁷ 技术主义者与反技术主义者看似对立，共同持有的却是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海德格尔说盲目推动技术者与无助反抗技术者“始终是一回事”；他本人也常被双方一致划入反技术阵营，在吴国盛看来，这个滑稽而几乎必然的结局，说明技术作为现象依然深藏不露。⁵⁸ 这仍是他说过的二元对立的泥潭，只是换到了技术问题上。

现代技术是一种“挑起”，它逼迫自然提供可以开采和贮存的能量，与其说水电站建在莱茵河上，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电站上；海德格尔把技术时代的这一聚集者称为 Gestell，他比较几种译法，定为“座架”。⁵⁹ 座架是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命运却不是宿命，“正是命运赠与人以自由”，“自由为自己准备了不自由的可能性”，这才是危险的真实含义。⁶⁰ 他自己的科学史在这里与海德格尔交汇。“从本质上讲，现代技术支配着现代科学的展开”，科学在历史学上先于技术出现，只表明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最晚公开；⁶¹ 讲到牛顿第一定律，他重述亚里士多德的天然处所，“处所决定运动方式”；讲到海德格尔的壶，“虚空是无，所以能够容纳”，科学说壶中充满了空气，在否定虚空的同时也去掉了物的物性。⁶²⁶³ 1994 年他考证的是希腊人的处所与虚空，到 1998 年，处所与虚空成了理解现代科学本质的线索。

最后一章讲危险与拯救。危险不在技术的东西，在于座架对自身去蔽方式的严密遮蔽，“通俗地说，技术的危险来自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和看法，而不在技术本身”。⁶⁴ 他引叶秀山的话说，要克服一种倾向，不能从外部用另一种倾向代替它，也不能在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之过时”，所以“这样的思不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否定，相反倒是最根本的肯定，即从本质上予以正视”。⁶⁵ 这也是他对象弘的回答。论文的结尾是一串设想，也许通过泰然任之的思和诗意的栖居，技术也能回归希腊意义上的 technē，“转机通常在不经意处到来”。⁶⁶

2016 年他回顾说，海德格尔厌恶现代技术，他那时受海德格尔影响，对现代技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⁶⁷ 不过博士论文并没有把海德格尔读成反技术主义者，它花了不少笔墨说明这一归类是误解。学生胡翌霖后来写《海德格尔是一个技术悲观论者吗？》，把这一点推进了一步，认为海德格尔指出的解救之道，“不求克服或战胜，但求经受和度过；不求提供新时代的蓝图，但求为新时代的降临开辟出空间”。⁶⁸

追思自然的道路

1998 年夏天长江大水，洪水还没有退，他写文章说这场大洪水“是天灾也是人祸”，根本原因是上游的植被破坏和中下游的围湖垦田，家乡武穴 1948 年有大小湖泊 33 个，几十年围垦之后只剩下 3 个；他主张疏导而非一味加高江堤，呼吁把“生态立国”作为基本国策。⁶⁹ 这一年他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陆续出版，收梭罗、利奥波德、卡逊等人的著作。⁷⁰ 生态问题需要公众的觉醒，也需要学理的澄清，文库面向读者，辑刊面向学界。

《追思自然》的代序给新的自然哲学下了定义，它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哲学倾向和态度。它的目的在于，括出（悬搁）整个科学时代”，以显现作为生命之源的自然；它“也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⁷¹ 多年以后，他把这一时期的思路概括为两种自然的区分，一种是科学家通过实验室和数学建构出来的自然，一种是诗人、旅游者、环境主义者和宗教信徒所说的、人类安身立命的自然，自然哲学要“澄清它们原初的同一性以及后来的分野”。⁷² 90 年代的文本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它们说的是自然与自然物、本真的自然与对象化的自然、大地与地球，做的却正是这项澄清。

1999 年 4 月，他离开社科院，回到北大任教。⁷³ 在社科院的十三年里，他从宇宙论的概念分析走向科学思想史，又从科学思想史走进现象学。1993 年他为哲学争取自主，把本体交给人；1994 年以后他把人与自然的二分本身当作追问的对象；到 1998 年，追问落到了技术的本质上。到北大以后，史的一面走向科学通史，思的一面走向技术哲学，而把两面连在一起的，是他开始称为“自由的科学”的那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