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

说到技术，人们想到的多是机器和工具，手机、高铁、人工智能，更早一些是蒸汽机和犁。可是学会游泳、学会写字，算不算掌握了一门技术？一所学校、一套礼仪、一种计时的制度，算不算技术？如果算，技术就不只是人手里的东西，而是人怎样活着的方式；如果不算，人身上那些后天习得、代代相传的本领，又该归到哪里。吴国盛的技术哲学，在这个问题上越走越宽。2025 年他把技术分为工具技术、社会技术与身体技术三重，说身体技术处在最底层（见本章后文）；二十多年前，他的起点却是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追问。

2007 年在第五次北京技术哲学论坛上，吴国盛作主题报告《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副题是“一个存在论的技术哲学提纲”。¹ 开场他交代自己与技术哲学的缘分。此前他一直做科学思想史，关注的核心是“科学”，落脚点是观念；如今搞技术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技术’能不能独立，能不能取代‘理性’、‘观念’成为哲学的核心，是很难的事情”，而且“今天我仍然不能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折”。²

技术能否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他技术哲学的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前后给过几组说法。1998 年的博士论文随海德格尔，把技术理解为真理的发生方式，把现代技术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2007–2008 年的讲演提出“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以人的“无”为技术的根据，并把这套想法称为“海马主义”；2025 年谈人工智能，又提出技术的“三重根”。几组说法用词不同，所指也不尽相同，关心的都是技术怎样参与构成人与世界。2009 年到 2020 年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科学史和科学博物馆上，2019 年他自己说，这些年“技术哲学的工作推进不大”。³ 2021 年以后的三次讲演把中断的线索重新接上，与旧讲合编为 2026 年增订的《技术哲学讲演录》，前后的承续与调整，在这个版本里看得比较清楚。

技术是工具，还是真理的发生方式？

1995 年至 1998 年，吴国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随叶秀山在职攻读西方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技术与形而上学》，副题“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全文约 9 万字，2001 年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至今没有单独出版，节选本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哲学卷》，略去了第一章和参考文献。⁴ 2021 年 12 月，他在同济大学重讲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开场说这篇论文“到现在也没有出版，很对不起叶老师”，又说当年写作主要依赖英译本。⁵ 节选本的注释可以印证，所引海德格尔的后期文本多用 Lovitt、Hofstadter、Krell 等人的英译。

论文的题目有它的用意。照流行的看法，题目或许该叫“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他认为这样的标题对海德格尔极不恰当，因为那样一来，技术哲学就成了与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并列的一个部门哲学，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之思不是关注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追思”。⁶ 题中的“与”取义于海德格尔把技术称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说法，用形而上学的完成来规定技术之思的走向。⁷ 三年后，他在《哲学中的“技术转向”》里把这句话改写成自己的主张，批评把“技术转向”理解为哲学开始关注技术，说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又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⁸

论文分四步展开，依次讨论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以及危险与拯救。第一步针对的是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他先描述当时关于技术的争论。技术主义者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工具，它带来的恶果也只有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克服；反技术主义者分两派，强硬的“反技术”主义主张否弃技术，温和的反“技术主义”主张用伦理道德等人文经验加以限制。两派争得热烈，却有一个共同前提：“技术是工具，是人的行为，这种技术观是他们的共同‘语言’”。⁹ 他沿着海德格尔对四因说的解释，把原因读作“肇致”（Verschulden），把制作读作把不在场者带入在场的“带出”（poiesis），由此得出，工具与目的的严格区分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有效，选用什么样的工具，已经呈现出什么样的世界，“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世界构造”。¹⁰ 这一层论证里还有一个自由的概念。以这种方式探讨技术，就是与技术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而自由在这里是让存在者存在，“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占有人”。¹¹ 这是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里的自由，它与吴国盛后来常讲的希腊理性的自由、近代意志的自由都不相同。

第二步讨论现代技术。古代技术的去蔽是“带出”，现代技术的去蔽是“挑起”（Herausfordern）意义上的“预置”（bestellen），莱茵河上的水电站、林中的护林人，都是海德格尔举过的例子。对技术时代的聚集者 Gestell，他说可以直译为“聚置”，“我们权译成‘座架’”，又在注里解释，中文译名应当避免人为的意象，与“构架”“构设”相比，“座架”好一些。¹² 座架是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他特意把命运与宿命分开，命运赠与人以自由，同时“自由为自己准备了不自由的可能性”。¹³ 第三步回答一个历史学上的困难。现代科学兴起于 16、17 世纪，以动力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到 18 世纪才兴起，说现代技术支配现代科学，似乎颠倒了先后。他借海德格尔对历史学的东西（Historie）与历史的东西（Geschichte）的区分作答，科学先于技术只是历史学上的次序，就历史的实情而言，“现代技术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先行支配着现代科学”。¹⁴ 同年发表的《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收入了这段论证。¹⁵

第四步讨论危险。危险在于“无思”。座架在“预置”的同时把这种去蔽本身遮蔽起来，人以为处处碰到的都是自己的作品。所以他说：“通俗地说，技术的危险来自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和看法，而不在技术本身。”这样的思是从本质上正视科学和技术，谈不上否定。¹⁶ 论文以一段设想收尾，也许通过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思和诗意的栖居，技术能够回到希腊意义上的 technē，现代的水库、电站和公寓，也能像手工的水罐、古老的索桥和农家茅舍那样聚集天地人神，最后一句是“转机通常在不经意处到来”。¹⁷

2016 年回顾这段经历，他说那时受海德格尔影响，“对现代技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¹⁸ 不过论文本身已经同流行的反技术主义拉开了距离。他注意到，技术主义者和反技术主义者都把海德格尔划进反技术主义阵营，并说这个“滑稽但又几乎是必然的结局”表明，技术作为现象依然深藏不露。¹⁹ 他后来一再说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共享同一个前提，这个思路在 1998 年已经有了。论文里还有一处细节，后来也有回响。讲海德格尔的“物”，他沿用海德格尔的壶的例子，壶的容纳作用由壶中的虚空提供，“虚空是无，所以能够容纳”，工匠塑造的是这个虚空。²⁰ 二十多年后，他用“接纳能力”来讲人的“无”，思路与此相通。

人为什么需要技术？

2001 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把海德格尔的线索转成了他自己的问题。《哲学中的“技术转向”》提出“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这一论题。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却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原因在于希腊以来的哲学追随的是“自然”，自然物自己是自己运动的根源，人工物没有内在原则，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哲学反思之外。²¹ 《技术与人文》则从人讲起，人文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由此得出人没有本质、人的本质是“无”（这一论证见第三章）。²² 他接着借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里爱比米修斯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讲技术的起源，说“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并提到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技术因此有两面，一面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面是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遮蔽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扁平化、单一化。²³

2007 年 2 月的报告把这些想法组织成一个存在论的纲领。存在论差异是存在者与存在、“所是”与“是”的差异，他用名词与动词来比方，着眼于“是什么”，人就被固定下来，着眼于“是起来”，人才能“去存在”，而“去”需要有地方可去，“始终着眼于‘无’，我们就有地方可‘去’了”。在这个框架里，他给技术下了一个存在论的界说：“技术就是抽掉自然物之后的‘无’，就是那个‘现象学的剩余者’，也就是‘在起来’的能力的保持者。”人工物抽掉自然物质之后什么也不剩，技术就是这个剩下的“无”；人作为未完成的存在者，借着技术保持“是”的能力，技术因而是展开世界的方式。²⁴ 同一报告还列出语言、身体、时间和技术四种“实际性”，说实际性就是人的有限性，它坚硬、由不得人，却是展开未来的条件。²⁵ “无”与实际性在这里是一对概念。只有“无”，人就无处落脚；只有实际性，人就被现成的条件固定住。技术同时承担两面，它是既有的条件，也是越出条件的方式。

同年 4 月在东南大学，他把这个纲领讲成了通俗的人类学版本。“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因为“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动物按本能生存，没有存在方式可换，人的先天本能有所缺失，这才是技术的起源。²⁶ 次年 3 月，他又援引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人类为了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只能“早产”，婴儿完全无助，要靠漫长的后天学习，“开放的根源来自贫乏”。²⁷ 这里要分清证据的等级。人类婴儿出生时格外无助，这是事实；把它解释为直立行走对产道的限制与大脑增大之间的折中，即所谓“产科困境”，在人类学里仍有争议，有研究认为出生的时机主要受母体代谢能力的限制，也有研究为修订后的产科困境说辩护。²⁸ 况且，即便这一解释成立，幼体的依赖也只说明人格外倚重后天的学习，不能直接证明哲学上所说的“人没有本质”。后者是一个存在论的论断，生物学的事实至多是一种印证。 同一讲里，他借芒福德的仪式理论补上了另一面。人的心理能量过剩，需要仪式和规矩来疏导，“人本质上是无，但是我们的生活需要某种稳定性，所以压抑让我们觉得充实”。²⁹ 技术既为“无”打开可能，也为“无”提供形式，后一面使人能够安顿下来，过久了又会让人以为事物本来如此。

这样，从人的“无”到技术，可以连成一条思路。人没有现成的本质，所以有“无”；有“无”，所以需要技术来展开世界、成就自身；每一种技术在展开某些可能的同时遮蔽了另一些可能，“无”不能被一次填满，所以人总在追求新的技术。2017 年 10 月机器人索菲娅获得沙特国籍之后，他在一篇短文里说“尽快实现新技术是人类的本性”。³⁰ 人既没有本质，又有这样的“本性”，两句可以连读，这种本性就是“无”所带来的开放。到 2025 年，这条思路被写成一个公式，人的“有”等于人的“无”加上作为存在论差异的技术（公式的全貌见第十章）。他解释说，人有“无”的能力，才有接纳“有”的能力，那个加号才可能成立。³¹ 公式里的“存在论差异”，是 2007 年纲领的原词。

技术与科学是什么关系？

“技术是汪洋，科学是孤岛”这句话也出自 2007 年 2 月的报告。他说自己前几年接下编写科技通史的任务，迟迟没有写成，难处之一是科学与技术如何组合，所以“我现在愿意正式提出一个口号”，作为科技通史编写的指导原则。“技术是汪洋”是要强调技术无所不在，“甚至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也都要在技术这里寻求”。他举的例子是玻璃，望远镜、显微镜、空气泵、钟表都离不开玻璃。他还设想，以技术为主脉写通史，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就有更多共同之处，火药、马镫、风箱等中国发明的世界意义也可以写进来。³²

后来这句口号的用途变了。在一篇谈科学通史的访谈里，它被限定在农业文明的几千年。³³ 2020 年答《人民教育》记者，他说：“技术是汪洋，科学是孤岛。科学不等于技术。”³⁴ 2025 年写成、次年刊出的《走向科学通史》写的是科学通史，口号成了区分的理由：“在科学与技术严格区分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看到技术对科学的托举和滋养作用。”³⁵ 同一个口号，2007 年用来把科学放回技术的汪洋，2020 年代用来说明科学的稀有。中国问题在两种用法之间起了枢纽的作用。以技术为主脉，中国的发明可以写进通史；以“科学不等于技术”为前提，又可以解释中国人何以“科”“技”不分，他在同一篇文章里把这一点追溯到中国自古有技无科（见第七章）。³⁶

两种用法可以并存，因为它们说的是两个层面的事。2007 年 4 月的讲演里，他说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回事（这一层见第二章），同场答问又分出三种科学形态，博物科学对应身体技术，近代的求力科学对应现代技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则“本质上不含有技术的内容”。³⁷ 汪洋讲的是条件，孤岛讲的是本质，条件可以普遍，本质可以稀有。当然，这里仍然留着一个难题。他在 2007 年 2 月就承认，“理性问题确实是技术哲学有待消化的一个突出难题”，技术哲学要说明“理性传统只是一种特定的技术传统”。³⁸ 学生胡翌霖在《什么是技术》里沿着后一个方向走得更远，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属于技术，是某些特别的记忆技术、运算技术、实验技术、预测技术的总和”。³⁹ 科学是否也是一种技术，是师生之间至今未了的分歧。

中国的技术哲学该走哪条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欧美技术哲学界开始谈论“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主编的文集用这个词概括伊德、温纳、芬伯格、德雷福斯等美国技术哲学家的工作，克洛斯（Peter Kroes）和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则呼吁技术哲学转向工程实践本身。两者都主张从海德格尔、埃吕尔式的对“技术”的总体反思，转向对具体技术的经验研究。⁴⁰

吴国盛 2007 年对这个口号有一段直率的评论。他说经验转向“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挖掘自己的传统而搞的东西”，背后是实用主义传统，不研究杜威就谈不上经验转向；中国人没有这个传统，首要任务是建立传统、为技术哲学定向，“不一定要转向，转向转多了就要‘晕头转向’了”。他给出的方向是：“技术哲学有伟大未来的根据就在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⁴¹ 他并不反对经验研究，同一报告说“技术哲学没有案例研究不行”，伊德的视觉技术研究、温纳的核电站研究都是榜样。⁴² 他自己的讲演也大量使用经验转向一派的材料，伊德的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温纳的长岛低桥和番茄收割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都在其中。他拒绝的是用“转向”代替哲学纲领。同年 10 月，首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此后每年一届，他在会上作了《现象学对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意味着什么》的报告。⁴³ 建立传统，在他那里也是建制上的事。2022 年再版的《技术哲学经典文本》，编者前言把技术哲学分为作为部门哲学的和作为哲学纲领的两种，并说，“如果不着眼于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的建设，那么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就会是平庸的”。⁴⁴

他自己的纲领在 2008 年 4 月 1 日有了名字。那天在东南大学，他说要讲讲自己的哲学思考，称之为“海马主义”，“‘海’就是指海德格尔，‘马’就是指马克思”，核心命题是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⁴⁵ “马”的一面是实际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指的是坚硬的实际性，人只能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未来，“说到底，‘技术’就是‘实现’，就是‘条件’，就是实际性”。“海”的一面是存在论差异，技术使潜在的转化为现实，使“是”转化为“是者”。把技术理解为实际性，再把实际性理解为存在论差异，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就可以接上。⁴⁶ 这个嫁接有它的道理。实际性（Faktizität）本是海德格尔早期的概念，他在 2007 年的报告里已经把它列为海德格尔的“第二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给这个概念补上了历史的、可以具体分析的内容，而技术正是二者交会的地方。人总是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是起来”，技术条件又在这种“是起来”中被改变。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一语，生物学上常被指为拉马克主义，他把它重新解释为身体技术对未来的“超前”，“劳动也是一种身体技术”。⁴⁷

2016 年接受学生胡翌霖的访谈，他说“有一度”设想过海马主义，“后来，斯蒂格勒对我影响比较大”，斯蒂格勒似乎提供了把“海”和“马”结合起来的框架。⁴⁸ 2022 年 10 月在清华讨论班上，他说得更具体，斯蒂格勒把技术理解为“已经在此”，这与马克思“社会性存在”的思想相通，给了他与海马主义类似的启发。同一场合他回忆，早年鼓吹“技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也有很多人说我‘泛化技术’。这没什么不对”。⁴⁹ 海马主义这个名称后来不常用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这个目标一直保留着。

技术凭什么起作用？

把“技术”扩展到工具之外，是他从一开始就坚持的。2007 年 2 月的报告把技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身体技术，包括身体技巧、语言技术、医疗技术和社会技术，一类是物化技术，再分为用具和产品。他说“社会技术来源于身体技术”，现代国家这架“机器”就是管理身体的一套技术，又说“物化技术的根据必须从身体技术来找”。⁵⁰ 同年 11 月发表的《芒福德的技术哲学》转述芒福德的看法，心灵技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总是先于自然技术，为后者准备条件”。⁵¹ 2008 年 3 月 30 日讲《技术与人性》，三类技术的名目定为“身体技术、社会技术、机械技术（或者工具技术）”，并依芒福德把社会技术放在支配地位，“有什么样的社会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然技术”。他的例子是宋代的水运仪象台，在中国是皇家的礼器，同类的机械钟到了西方，从修道院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成了工业时代的核心机械。⁵² 第二天讲《技术与政治》，他又指出，工具技术反过来制约社会技术，是现代才有的现象。⁵³

此后十多年，三类技术的说法一直保留，次序和分量有所调整。2021 年 12 月，他说在工具技术背后是社会技术，在社会技术背后是身体技术，“身体技术处在最基础的底层，但也最隐蔽，最容易被忽视”，并指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缺少身体这个维度。⁵⁴ 2022 年 10 月，他把恢复“工具技术、社会技术、身体技术的三重性”定为自己的一个目标。⁵⁵ 2025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讲《AI 时代的技术哲学》，他正式提出“技术三重根”，与“人在技术中存在”并列为技术的两条法则：“任何一种工具能够发挥作用，必须有背后的社会技术和身体技术的加持才行。越是隐蔽的东西，越是起支配作用。”⁵⁶

从“类别”到“根”，与其说是一次转折，不如说是一层早已有之的关系获得了名称。类别回答技术包括哪些东西，用来扩展技术的外延；根回答一样技术凭什么起作用，任何工具都要有相应的身体和社会配置才能生效。2008 年他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然技术”，2021 年说工具背后是社会、社会背后是身体，讲的已经是技术起作用的结构；2025 年的“三重根”把这层关系定了名，并把它从对历史的解释推广为每一项技术共有的结构。越隐蔽越起支配作用这一句，也接着他早年对技术“自我隐蔽”的分析。2008 年他以眼镜为例，说技术正常起作用时不被看见，坏了才显现出来。⁵⁷ 按这个思路，最透明的技术是身体，它在三重根里处于最底层，也就顺理成章。身体维度是他自觉补在海德格尔之外的东西，2021 年他提出的三条出路，最后一条就是“发展另类身体”。

技术是中性的吗？

对技术中性论的批评，是他技术哲学里最稳定的一条线。1998 年，他把“双刃斧”之说归为工具中立论，指出工具与目的一旦分离，工具就被看成现成的东西，它自身的变化反倒无法解释。⁵⁸ 2007 年 4 月，他用刀的“意向结构”来讲，刀总是指向切割，“所谓技术是中性的，只能在很局限的意义上讲”。他把中性论追溯到近代科学对希腊目的论的拒斥：“这样一种目的论世界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世界的去意义化、去价值化’。反映在技术哲学领域，就是‘技术中性论’。”⁵⁹ 他还给出一条朴素的原则：“每一样技术，在它取得某些进步的地方，必定有所丢失。”⁶⁰

中性论在中国有它的历史。2008 年 3 月 31 日的《技术与政治》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刚提出时“起过拨乱反正的作用”，把科学从意识形态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可是科学技术已经很强大了，就要重新追问技术里有没有政治。他说中国最盛行的就是技术中性论，面对任何一种新技术，“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问一个问题：谁会受益，谁会受到损失”。⁶¹ 在这一讲里，他把官僚阶层的技术化称为 technocracy，“我们把它译成‘技治主义’”，并说当时的中国到处都在搞“工程”，连教育界也是如此。⁶² 技治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用技术解决技术带来的一切问题，“技术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个理念本身就是典型的单向度”。⁶³ 2021 年，他把技治主义比作海德格尔的座架，说它“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瓮”，并以污染治理为例，说依靠技术治理污染是一条路，改变生活模式也是一条路。⁶⁴ “谁受益、谁受损”是一个政治的标准，它与存在论的分析各管一层，前者问一项技术怎样分配利益与权力，后者问它怎样构造人与世界。2025 年谈人工智能，他仍然用这个标准，说 AI 也必然带来制度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⁶⁵ 他本人倾向芬伯格的技术转化理论，相信同一种技术里还有别的可能可以发掘。他举过自己的例子，手机基本关机，急需时才打开，利用它的好处而屏蔽它的弊端。⁶⁶

这条线背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论证形式。1998 年，他说技术主义与反技术主义共享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2007 年，他说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都认为“人有一个本性，技术有另外一个本性”；2025 年，他说无论乐观还是悲观，“都共同的预设了人和技术是两个东西”。⁶⁷ 三次论证所揭示的共同前提，从海德格尔的术语换成了他自己的术语，结论一致，人与技术相互构成，中性论和技治主义都建立在两者的分离上。

有没有自由的技术？

吴国盛把希腊科学称为“求真的科学”，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力的科学”。2016 年的《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说，两者的区别出自自由观念的改变，希腊人以认识理念的逻辑为自由，今人以实现自己的意志为自由（见第三章）。⁶⁸ 2007 年 4 月，他已经把现代技术称为“意志技术”，说求力意志就是现代技术的逻辑。⁶⁹ 2001 年他更直接，说自由意志一旦变成权力意志，“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⁷⁰ 照这个思路，与“求力的科学”对应的，可以叫作求力的技术。

与“自由的科学”对应的“自由的技术”，需要回到希腊的 technē 去理解。吴国盛 2021 年说，technē 在希腊本意上与 epistēmē“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两词经常混用。⁷¹ 1998 年的论文也说，希腊人把本真的艺术也称为 technē。希腊与中世纪的知识等级确实把技艺放得很低，贬低的理由在于技艺的目的在自身之外，是为他物而做，与是否动手关系不大。他 2013 年介绍过“自由七艺”与“机械七艺”的对举，后者在 9 世纪爱留根纳那里出现时，“表达人类的低级需要”。⁷² 自由与机械的区分，原是自由人与谋生者的区分。他 2001 年引过亚里士多德的话，为自己而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是自由人，唯有为自身而存在的科学才是自由的。⁷³ 依这个标准，为自身而做的技艺也可以是自由的。公元 1 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留下的自动机和气动装置，许多用于神庙和剧场，供人惊奇赏玩。学生胡翌霖 2023 年的一次讲演以此为例，说从古希腊到阿拉伯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技术传统，即自由的技术。‘自由’不仅仅适用于科学，技术也有这样的层面”。⁷⁴ 吴国盛自己也曾把演绎科学与奥运会并列为希腊人的两大发明，说古代奥运会是游戏，是“一项自由的运动”，应当与科学的起源连在一起理解。⁷⁵

把技术等同于实用、等同于器械，是近代的事。他 2010 年的《技术释义》考察过，汉语的“技术”本来只有技艺和方法两层意思，并不包括“器”，工具设备与应用科学的现代技术这两个义项，“后来才慢慢增添”；英美技术哲学关心技术是否价值中性，与 technology 一词在英语里含有“价值中性”“科学的应用”等意思有关。⁷⁶ 现代技术的特殊之处，他 2021 年的说法是，传统技术是“适应性技术”，生活需要什么，工匠就发展什么，现代技术则把科学推演出的一切可能都实现出来，“不管不顾地把一切逻辑上可行的事情都要把它实现下来”。⁷⁷

自由的技术与求力的技术，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无”的两种去向。这是本书的读法，与学生胡翌霖的思路相通。人没有现成的本质，技术为人展开可能。技术为自身而做，在游戏、惊奇、闲暇中做，可能就保持敞开，这是自由的技术；把效率和力量当作唯一的尺度，一切可能都被折算到这一个维度上，“无”被遗忘，这是求力的技术。区分两者的标准在于技术与“无”的关系，同一件器物可以属于前者，也可以属于后者。照吴国盛的框架，后者会走向技术的自我否定。2008 年他说，现代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是权力技术、控制技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非技术，因为本真的技术恰恰就是存在论差异”。⁷⁸ 求力的技术把差异抹平，在他的意义上已不再是技术。“自由的技术”里的自由，因此兼有他用过的两层意思。一层是希腊的，为自身而做，不为他用；一层是 1998 年随海德格尔讲的，让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水罐盛水，索桥连接两岸，都没有逼迫自然交出什么。近代意志的自由一旦只剩下求力的一面，就与这两层都相去甚远了。

2021 年他提出的三条出路，走出单调的工具技术、回到艺术、发展另类身体，⁷⁹ 都可以读作恢复自由的技术。2019 年他为胡翌霖的《什么是技术》作序，说学生把技术界定为“可学的东西”，把科学、技术与艺术统筹起来，“技术的极致是艺术”，“这套说法有新意，值得进一步开发阐释”；他还说自己一直想写一本“什么是技术”的书，“我非常高兴他的‘领先’”。⁸⁰

哪些提法变了，哪些没有变？

《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 年 6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收 2007–2008 年的七次讲演，前言署 2009 年 3 月 5 日，说书中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所以尚未写成正式论文。⁸¹ 书中的次序不按时间排列，最早的纲领性报告《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排在第五讲。2016 年人大社重印，保留 2009 年前言，讲稿中“明年我们就要开奥运会了”、Windows Vista 一类带时效的话都未改动。20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前七讲照旧收录，另增三讲，即 2021 年 12 月 5 日在同济大学的《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2022 年 10 月 14 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时间小组”讨论班的《技术与时间》（附讨论），2025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的《AI 时代的技术哲学》。⁸² 全书以人类一无所有、所以总是充满希望一语收尾（参见第三章）。⁸³

前后对照，可以看出几处调整。一是 Gestell 的译名。1998 年他“权译”为“座架”，2008 年把座架比作“瓮中捉鳖的‘瓮’”，2021 年则说中文“先是照熊伟先生译成‘座架’，后来孙周兴老师译成‘集置’。我觉得孙老师那个译得更好一点”。⁸⁴ 二是三类技术的次序，从身体技术派生社会技术，到社会技术支配身体的塑造，再到身体技术处于最底层。三是斯蒂格勒的位置，2001 年的文章已提到他，2007–2008 年的讲演没有点名，2016 年他承认斯蒂格勒的影响，2022 年的报告整段讨论斯蒂格勒。四是与海德格尔的距离。1998 年他沿着海德格尔的路走，2021 年讲到海德格尔晚年借诗歌运思，他说海德格尔晚年“有很多比较玄虚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我不再追随他的思路，也追不上他了”，转而提出自己的三条方案。⁸⁵

调整之下，有一条线没有断。2007 年的“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到 2022 年仍以“实际性”“已经在此”的形式出现，2025 年写进了人的“有”等于人的“无”加技术的公式。1998 年把技术理解为真理的发生方式，2007 年把技术理解为“在起来”的能力的保持者，2025 年说“人在技术中存在”，回答的都是他 2007 年承认尚未完成的那个转折，技术怎样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