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启蒙为什么离不开科学？

1986 年，吴国盛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这一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人物评传《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一篇是刊于《哲学研究》的《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是目前所知他最早的学术期刊论文。¹ 评传的结尾写道：“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² 这个问题牵出了他此后四十年的一条主线。他所说的学者，是以科学精神为业、对公共生活负有责任的人；他所做的事，可以概括为启蒙，而启蒙在他那里离不开科学。为什么离不开，是理解他全部著作的入口。本书从这个问题出发，也把他的回答当作一个需要检验的命题。

他说的启蒙是什么？

吴国盛的启蒙事业不限于科学启蒙。从他自己的表述看，他所说的启蒙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即自由精神的确立，科学精神是它的一面。2002 年的文集《自由的科学》，序言说：“我的工作不过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示平常科学之中不起眼处的人文精神即自由精神。”³ 2003 年的《让科学回归人文》自序把科学的人文本性归结为自由，又说今天谈自由的科学，“远不只是在谈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而是作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的基础的科学理性”。⁴ 2016 年接受访谈时，他说：“科学精神，本来就是希腊的人文精神，根本上也就是自由的精神。”⁵ 照这些说法，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是同一种精神的两个名字。他的启蒙之问，于是也是一个自由之问：什么样的学问使人自由，人又怎样借学问成为自由的人。

这个看法可以在启蒙运动的原典里找到一个支点。康德 1784 年回答什么是启蒙，开篇就说，启蒙是人走出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不经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启蒙的格言是 Sapere aude，即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启蒙所需要的只是自由，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⁶ 康德举的例子是军官、纳税人和教士，他把启蒙的要点主要放在宗教事务上，并不专指科学。这篇文章能够支持自由与启蒙的联系，却不能单独证明科学穷尽了公共理性，更不能证明学了科学就会有自由的人格。

所以，把科学精神等同于自由精神，这个命题需要拆开来看。其中至少含着三个说法：科学探究能够养成独立的判断；自由的探究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科学是通向启蒙的一条重要道路。三者可以互相支持，所需的论证却各不相同。第一个关乎教育，要说明学习科学怎样变成自己判断的习惯，学会结论、会做习题与参与探究，效果未必一样；第二个关乎建制，要说明什么样的社会让求知者不必依附于外在的利害；第三个关乎历史与文化，要说明为什么偏偏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法律或文学，在中国的启蒙里占据这样的位置。吴国盛对三者都有论述，详略不同。本书第三章讨论第一个，第九章讨论第二个，第二、七、八章从不同方向回到第三个，第十章最后再回到这三个说法。

科学凭什么担得起启蒙？

1986 年的两篇文章已经给出了最初的回答。评传说“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极端缺乏的”，方励之深刻地意识到“必须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哲学”；它把中国学术缺乏自主性归因于“传统的实用知识观”，并说共和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是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范围里严肃地追求真理者，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害而放弃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⁷ 《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做了这件事。当时国内哲学界为了保全宇宙无限论，或者区分哲学上的宇宙与自然科学中的宇宙，或者对“无限”作辩证的解释，无论宇宙学得出什么结论，哲学结论都可以不变。他指出这些区分保护了原有的哲学命题，却“强化了两种规范的不可通约性”，结尾说，“以科学精神改造哲学无疑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首要原则”。⁸ 这时的科学精神有两层意思，经验问题交给科学裁决，哲学不得以教条凌驾其上；学者在自己的领域里独立地追求真理，不依附于外在的利害。两层意思都落在自主上。

后来他找到了这种自主的源头。2008 年的《自然的发现》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看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内在性领域，理性从这里生长出来，内在性原则因而就是自由的原则；⁹ 2011 年的《科学精神的起源》说，纯粹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它出自自身、为着自身。¹⁰ 照他的论证，科学之所以担得起启蒙，是因为它在源头上就是自由的一种形态，求知者不为别的用处而求知，知识从自身的前提推演出来，不依傍外在的权威。现代的启蒙运动同样从学习科学开始。《科学的历程》写法国启蒙运动，说它高扬的理性旗帜“与17世纪新物理学即牛顿力学的建立大有关系”，伏尔泰 1726 年到英国学的是牛顿力学和洛克的政治理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则把新的科学知识带进了公共生活。¹¹ 在他的叙述里，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向来一同出场。

这也规定了他心目中的学者。《自由的科学》的序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起。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科学家都成了最强壮的“劳力者”，心与力的界限看起来消失了。他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智力’劳动者”，他们传承道德、守护良知、培育精神生活，阐发那种“无用”的知识。¹² 学者的自主，在于守护那些不能被力量化的知识。

中国的启蒙为什么还没有完成？

在他看来，症结之一在于没有消化科学精神。1986 年他把中国学术缺乏自主性归因于传统的实用知识观；2003 年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¹³ 2020 年在西湖大学，他说五四时期的先贤提倡学习科学，是要“让中华民族摆脱愚昧状态”，“我想今天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¹⁴ 《走向科学通史》把科学启蒙尚未完成、科学精神尚未在现代中国扎根，看作中国科学史家面临的时代性问题。¹⁵ 2026 年《科学乃自由之路》出版，据新京报报道，他在分享会上谈到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说：“如果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将与中国无缘。”¹⁶ 从实用知识观到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四十年间他诊断的是同一种病。

这种病有一个历史的来由。中国人为救亡图强而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那时的现代科学已经技术化、职业化、力量化；他 2007 年说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回事，2020 年又说科学不等于技术，前一句说的是 19 世纪以后的现代科学，后一句说的是源于希腊、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本身（详见第二章）。¹⁷ 这样看来，中国人学到的或许只是现代科学力量化的那一半，希腊的那一半还需要补上，2016 年的访谈里，他用的就是“补课”这个词。¹⁸

启蒙为什么要反省启蒙？

他自己的启蒙经验，从理解一条定律开始。《科学的历程》绪论讲过一个大学新生的故事。这个学生高考物理接近满分，却一直想不通人从行进的轮船上跳起来为什么还能落回原处，后来读了一本科学史书，“懂得了牛顿第一定律的真正含义，他才恍然大悟，痛骂自己愚昧无知”；作者交代，“这位年轻大学生的故事正是我自己早年的经历”。¹⁹ 二十多年后，同一条定律在《科学的故事·起源篇》里得到另一种评价：“现代性的诸多危机，理论上说都可以追溯到牛顿力学第一定律。这个定律，可以说就是现代性的‘原罪’。”²⁰

一边是走进科学的门槛，一边是现代性的“原罪”。两种评价出自同一个人，在他那里，启蒙本身就要求对启蒙的反省。2000 年他为刘华杰的文集写书评，说科学精神“就是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科学之光照亮黑暗中的万物，“是为启蒙”；随即又说，“一根筋到底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普及运动，到头来只是遮蔽了对自身的反省”，人“能上还得能下”。²¹ 向上与向下的平衡，使他在中国学界两面受敌。1995 年，象弘在《二十一世纪》上把他列为当代中国反科学主义的四个代表之一，他后来承认对方的批评切中了自己的要害；²² 21 世纪初，又有人点名批评他“反科学”；²³ 2016 年《什么是科学》出版以后，批评转向另一头，同行问他在一个多元论的时代为什么要坚持以希腊科学为旗帜的科学观。²⁴ 面对“反科学”的指责，他追问“这里的‘科学’究竟指的是何种科学”，区分古典科学的精神气质与现代职业化、专业化的科学活动。²⁵ 他辩护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批判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求力逻辑。2003 年的自序把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归结为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沦为求力意志的工具，²⁶ 辩护与批判出于同一个启蒙的承诺。

启蒙需要什么样的建制？

启蒙需要读者、课堂和建制，思想与事业在他那里是一体的。1995 年出版的《科学的历程》后来有三个新版；2000 年他提出以“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次年起主持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直到 2016 年；²⁷ 他在北大长年讲授科学通史课；²⁸ 2016 年转入清华，次年创办科学史系，2018 年出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馆长。²⁹ 他把科学传播看作民主时代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³⁰ 又撰文说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³¹ 一部通史、一个传播中心、一个系、一座博物馆，都是让科学精神进入公共生活的途径。建制之外还有学生。《由史入思》的后记说，北大十七年的精力多半用在了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上，所幸学生们“沿着我开辟的西方科学思想史和现象学科技哲学这两个研究方向，扎实地向前推进”，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³²

为什么以自然与自由为纲？

本书用“自然”与“自由”两个概念来组织他的思想。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自己宣布的纲领，理由是他的著作大体可以沿这两条线排开。粗略地说，自然问的是事物怎样是其自己，自由问的是人怎样成为自己，科学处在两者的交汇处。前二十年的主要著作大都围绕自然，从宇宙论文章、《自然本体化之误》到《自然的退隐》与《追思自然》；自由在 2000 年前后成为主题，从《自由的科学》到《什么是科学》与《科学乃自由之路》。

两个概念在他的文本里几次相遇，构型并不相同。1993 年，他说人借助知识把异在的自然变成熟悉的环境，“外在性转化为内在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著名论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的；³³ 这时人与自然相对，自由是人对自然的同化。2008 年以后，他把两者都放回希腊人的“出自自身”，自然是事物自己如此、自行涌现，自由的科学是出自自身、为着自身的求知。³⁴ 从前一种构型走到后一种，是改变了立场，还是加深了理解，第三、四章再作分辨。

他读 physis 也有两条路。1996 年的《自然的退隐》借海德格尔，把它读作既让涌现者涌现、又自行退隐的大地，这条路通向追思自然与安居；2008 年的《自然的发现》从希腊理性寻找根据的传统，把它读作内在性与自主，这条路通向自由的科学。³⁵ 两条路在近年分别落在《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与《科学乃自由之路》两个题目上，它们能否合在一起，是第四章和第十章的问题。自由还有更重的一层含义，牵涉人有没有固定的本质，第三章专门讨论。

科学既然是历史的，凭什么普遍？

启蒙要求认同科学精神，并不要求认同某一种科学理论，科学精神本身又是历史的。2017 年答复《什么是科学》的批评者时，他借尼采的话说，历史性的概念只有历史而没有定义，同时又说，一件事情既然在历史中发展，就“始终保持了某种同一性”。他为科学提出的“历史类型学”区分希腊理性科学、欧洲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和博物科学（详见第二章）。³⁶ 启蒙所依的科学图景本身也在变。18 世纪伏尔泰、狄德罗所宣传的是牛顿的世界图景，吴国盛这一代人面对的科学，已经包括热力学的时间之矢、进化论、非线性科学和生态学，以及数理传统之外的博物学传统。2000 年他说，非线性科学对古典科学理想的挑战，“并非以一种新的‘上行’替代旧的‘上行’，而是找到了‘上行’本身的限度”。³⁷

科学的历史性并不取消科学的同一性。在那篇答复里，他坚决反对把古代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现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³⁸ 写通史时，这个问题变成了怎样讲述一条长线。《走向科学通史》主张适度容忍辉格史，在宏观的辉格叙事与微观的反辉格叙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科学启蒙尚未完成。³⁹ 启蒙需要一条从希腊到现代的长线，科学史家的职业伦理又要求尊重每个时代自己的科学，两者之间的分寸，是第八章的题目。

新的科学也要求重新理解普遍性。1993 年的《自然本体化之误》已经说，“客观性本质上是公有性、共同性、主体间性”，用不着以上帝的眼光来保证。⁴⁰ 《什么是科学》第二版新增的附录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理解为经验上的可通达性，2017 年的答复把他所主张的多元主义限定为言论自由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均详见第二章）。⁴¹ 普遍性被理解为可以分享、可以检验，多元被理解为言论的自由，这是他让科学的历史性与知识的普遍性并存的方案。方案成立与否，还要看一个他没有说完的问题：一种地方的知识怎样才算经得起这样的检验，检验的标准又从哪里来。

四十年里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

2016 年接受访谈时，吴国盛说自己从大学时代起就立定了以学术为业的志向，“我的理想就是读书、写书、讲课，做学术”。⁴² 四十年里，他对早年的文字一再作出评价。1993 年他说自己长期是一个激进的科学主义者；1998 年说 80 年代的自己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相信哲学只需澄清问题，又说《自然本体化之误》只是把本体由客体移到了主体；2009 年说自己 80 年代的文字“激情有余，学术含量不足”；2020 年说《科学的历程》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中庸而从俗。⁴³ 这些话读起来像检讨，放在四十年里看，也可以读作理解一步步加深的记录。理解的加深，也表现为对旧问题的重新提问。1993 年他抬出人与主体性来对抗科学主义，1998 年他意识到，人文主义提供“人”为价值目标，科学主义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值得深究的是“将‘人’立定为价值目标这件事情是如何可能的”。⁴⁴

他不承认自己随论敌改变立场。2016 年，他说“的确有人觉得我‘退步’了”，因为他不怎么反科学主义了，反而经常讲科学精神，不怎么追思自然了，反而对技术越来越宽容；他认为这是误解，“思想上的微妙变化是有的，但基本路数没有变化”。⁴⁵ 四十年里没有变的是几项承诺，学术要自主，科学要保有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对力量与功利保持警惕，学者对公共生活负有责任。变化的是理解。对自然，他从科学的对象读到 physis 的自己如此；对人，他从本体读到存在的守护人，再读到人的“无”；对科学，他从一种标准的科学，读出了历史上的几种类型；对技术，他从海德格尔的座架，走到身体技术、社会技术、工具技术的三重根。

他对自己的道路也有过分段。2018 年更新的学术简历说，1986–1996 年主要研究西方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1996 年以来研习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以现代性问题为关注核心，1999–2016 年在北大致力于重建科学技术哲学学科，2016 年以后在清华致力于重建科学技术史学科。⁴⁶ 1998 年回顾时，他说自己在“超越科学”方面的每一点进展“都是通过重述历史而取得的”，“每一次编史实践都由特定的哲学眼光所指引”；⁴⁷ 2016 年他又说，“如果说过去的思想历程是所谓‘由史入思’，那么今后要倒过来‘由思入史’了”。⁴⁸ 由史入思，是从科学思想史里读出哲学的问题；由思入史，是带着对科学的界定回去重写科学的历史。下面九章所讨论的问题，什么是科学，科学何以是自由的学问，什么是自然，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从哪里来，什么是技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科学史应当怎样写，科学应当怎样走向公众，走向宇宙还是安居大地，都是在这一往一返之间提出和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