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

1986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吴国盛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三十年后他在一次访谈里说，他就此“开始了我的学者生涯”。¹ 这一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人物评传《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第 6 期，署名单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篇是论文《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刊于《哲学研究》第 12 期，文末注明的工作单位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² 两处署名之间，是他从学生到学者的一步，那年他 22 岁。两篇文章一篇写人，一篇论学，落在同一个主张上，都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哲学。人物评传的结尾写道：“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³

他 1964 年 9 月生于湖北广济（今武穴），1979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1983 年转入哲学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⁴ 以学术为业的志向，他说在大学期间就已基本确定，“我从未动过心去下海经商或者去从政。我的理想就是读书、写书、讲课，做学术”。⁵ 从物理转到哲学，在他自己看来是把基本问题追到最后的结果。读研究生的那几年，他依着兴趣钻研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跟着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讨论宇宙的有限无限、物质的可分性，科学哲学的文献反倒读得不多。⁶ 他是从问题走进哲学的，1986 年的两篇文章也是这样写出来的。

重思想启蒙、激扬文字

在写出这两篇文章之前，他先办过一份报纸。1985 年他主编《北大学生报》，这是一份由团委、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支持的“半官方的”学生刊物。⁷ 二十五年后，他把它与同年同学们创办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放在一起比较：“《北大学生报》重思想启蒙、激扬文字，只办了两期就夭折了，而且没有后续者；《北大研究生学刊》重学术研究，至如今100期了，看来学术具有更加长远的生命力。”⁸

第 1 期上有他的两篇文章，读得出一个物理系出身的青年对科学时代的感受。一篇谈艺术，说我们的时代机器轰隆，科技革命的浪潮波澜壮阔，“可是，人类的苦难并不会因科学的繁荣而烟消云散”。⁹ 另一篇讲层次与超越，认为机械论的毛病在于不分层次，在音符的层次上听不出乐曲的情感，所以“不分层次是机械的本质”；他要的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首先是观念革命”。文中还从卢克莱修“如果宇宙有限，那么宇宙之外是什么呢”的论证出发，一层层追问下去，直到问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为什么一定是人类理智所能把握的，最后落在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上。¹⁰

这些文字热情多于论证，他后来自己也说，80 年代那个对时代精神非常敏感的热血青年写下的东西，学术含量是不足的。¹¹ 不过有几层意思留了下来，科学的繁荣不等于人生苦难的消除，科学的进步首先是观念的进步，宇宙的有限无限要先澄清提问的方式，这些在他后来的著作里都还找得到。变的是方式。1985 年的启蒙还是一种写作的姿态，一年以后，他开始把启蒙放进学术，要它经得起学理的检验。

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

那篇人物评传一万多字，依次写传主的成长、科学成就、哲学见解和社会职责。开篇是 50 年代北大的一个场景，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上，一个“尚带稚气的年轻人”跳上主席台，说大会首先应该讨论“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只会说人家说过的话的书呆子，还是有抱负、有独创精神的人，除了学业上要得五分，是不是还要“增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个 19 岁的大学生就是方励之。¹² 文章以“培养什么样的人”开篇，以“需要什么样的学者”收束，首尾是同一个问题。作者依据传主家人提供的手稿和私人信件写作，并请他们审阅了全文，¹³ 一个哲学系的研究生写人物，用的已经是史家的办法。

评传的重心在题为“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一节。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常常是由哲学上渺小的科学家推动的，他们最多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作者说，方励之的反驳“无疑是折断了长期横在自然科学家面前的一根棍子”。方励之反对用永恒不变的原则凌驾于科学实践之上的“代替论”，抗议外行对科学家的“指导论”，主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学术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观上和科学哲学观念上也是主人”。由此引出的是作者自己的判断：“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极端缺乏的，方励之深刻地意识到，在今天的时代，必须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哲学。”¹⁴

怎样改造，文章说得很干脆。哲学不断从自然科学正在进入的领域中退出，“是历史的必然”，用方励之的话说，哲学早已从“万物源于水”退出，已经或正在从“宇宙空间有限或无限”退出，这是“哲学进步的一个真正的标志”。¹⁵ 作者整理的几条见解都循着这个方向，其中关于“第一推动”的一条最见思路。国内流行的批判以宇宙在时空上无限、世界逐渐生成发展为理由，否认“第一推动”；评传认为这两条都站不住，宇宙的无限性没有得到任何科学证明，坚持时间无限也避免不了“第一推动”，于是得出结论，上帝的“第一推动”不存在，物理的“第一推动”却存在。¹⁶ 一个宗教的命题交给物理学去处理，哲学原理不再替物理学作答，这正是“代替论”的反面。

评传在脚注里交代，这些见解是从方励之多次讲演中的思想整理出来的。¹⁷ 整理之中也有整理者自己，传主的见解与作者的主张在这里很难分开。对一个刚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的研究生来说，这位物理学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形象，科学家本人就是哲学家，科学精神可以从内部改造哲学。文中另一个隐约的参照是爱因斯坦，作者引他悼念居里夫人的话，讲学者的品德与热忱对一个社会的意义。¹⁸ 爱因斯坦此后一直是吴国盛讲科学精神时的参照，¹⁹ 代表着一种人格，在专业上卓越，在精神上独立，又对人类的前途负有责任。

科学的自主性与客观的准则

评传的最后一节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作者先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必须是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范围里严肃地追求真理者，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害而放弃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他们必须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都深切关怀。”²⁰ 接着诊断中国学术的处境，两千年的专制统治窒息了多数学者的独立人格，“传统的实用知识观更使中国的学术缺乏应有的自主性”，直到今天，学者“或者缺乏主人公精神，心甘情愿作工具，或者不问世事，自认清高”。²¹ 文章的结尾回到开头的问题，说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学者对共和国的重要，“然而，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有些人只在知识分子“服服贴贴地作为工具”、能创造物质财富的时候才同意共和国需要学者，对敢于独立思考、承担社会责任而又学业卓著的学者，难免感到别扭。²²

二十出头的吴国盛给出的回答有三层，在专业里严肃地求真，守住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关切公共利益。三层所针对的，都是把学者当作工具、把知识当作有用之物的“实用知识观”。整篇评传里反复出现一组对照，一边是“主人”，科学家在方法、自然观和科学哲学观念上做主人，知识分子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社会；一边是“工具”。在他看来，中国学术缺乏自主性，根子在知识只被看作手段，学者能否独立，取决于知识能否作为有独立价值的东西被追求。学者的独立，就这样系在了科学的自主上。

用现代科学精神改造哲学

同一年的《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是他的第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在宇宙论这个具体领域里做了评传所要求的事。当时国内宇宙学与哲学宇宙论对宇宙有限无限的不同回答，正引起学界的争论。他先区分两种把握宇宙的“规范”，哲学宇宙论凭直观、思辨和猜测，从基本的哲学原则演绎出世界体系；宇宙学建立在观测事实上，作数学处理，给出可供检验的预言。两者方法截然不同，“决定了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规范”。²³ 为了证明“现代宇宙学进一步证实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无限观”，哲学界想出了几种办法，或者说宇宙学研究的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或者承认封闭宇宙的体积有限而坚持时间无限，或者对“无限”作辩证的理解。他指出，这些区分保护了原来的哲学命题，代价是“强化了两种规范的不可通约性”；而如果自然科学每进一步，哲学就把原有结论重新解释一遍，“这种无休无止的解释工作，无疑是经院哲学家乐于从事的”。²⁴

病根在哪里，他用一句话点明：“两种规范的表面之争，不是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脱节，而是因为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脱节。”²⁵ 哲学宇宙论依托的是欧氏几何、牛顿时空观和 19 世纪的科学，它停在了过去的科学里。所以最后一节以“用现代科学精神改造哲学”为题，要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把宇宙无限论从哲学的“基本原则”降为“具体结论”，交给宇宙学去研究。全文的最后一句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今天科学的时代，以科学精神改造哲学无疑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首要原则。”²⁶ 1986 年的吴国盛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认作科学精神，哲学要做的是跟上它。十几年后，他在《现代化之忧思》里追问的，已是这个时代精神本身。²⁷

这篇论文并没有主张宇宙有限。它反对的是把宇宙必然无限当作哲学原则，再用概念上的区分回避科学的检验。宇宙有限还是无限交给物理学，哲学的工作是澄清概念，并让自己的观念背景跟上现代科学。这样分工，后来让他困惑过，问题澄清完了都交给了自然科学家，哲学自己还能做什么。²⁸ 这个困惑把他引向了下一步。几年以后，他在第一本书的序里转而要求哲学的自主，认为中国当代的自然哲学从前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后来又匍匐于自然科学之下，两种姿态都缺乏自主性；²⁹ 2016 年他再概括，说的是哲学的自主性，“既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科学控制”。³⁰ 1986 年他要哲学退出科学已经进入的领域，为的是不让哲学替科学作答；1992 年他要哲学不再匍匐于科学之下，为的是哲学自己的自主。两种主张方向相反，后一种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前一种。1986 年的论文要哲学向现代科学看齐，它反对的只是哲学越俎代庖，哲学自己的自主还谈不上；到 1992 年他看到，一味看齐也是一种依附。2016 年他把两步合起来说成哲学的自主，这是回头看时的概括，有 1992 年的序为证，却不能原样搬回 1986 年。从退出到自主，中间还缺一个答案，哲学既不替科学作答，也不向科学看齐，它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答案，他要到读了柯林武德之后才找到。

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

1986 年，吴国盛用一位物理学家的形象回答了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这部评传的题目把“这样的”换成了“怎样的”，给此后的四十年留出了位置，四十年的回答写在他自己的著作和事业里。1986 年的两篇文章已经把三样东西连在一起，学者的独立，科学的自主，对实用知识观的拒斥。这条线后来长成了几本书。2002 年他把世纪之交的文章结集为《自由的科学》，要让科学回归人文，先让科学成为“自由的科学”；³¹ 《什么是科学》在结语里说，驱动中国人发展科学的仍然是富国强兵、民族振兴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远远没有充分激活，不改造文化土壤，科学对我们就永远只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³² 2026 年，他把近年的讲演、访谈和短文结集出版，书名就叫《科学乃自由之路》。³³ 1986 年说学者不应“心甘情愿作工具”，三十年后说科学不能只是手段，他批评的始终是同一种把知识当作工具的态度。放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看，“主人”与“工具”的对照，就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自由人与为他人所用者的对照。³⁴

这条线也不只落在书上。他的启蒙不限于科学启蒙，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即自由精神的确立。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没有竟其全功，症结之一是没有消化科学精神；³⁵ 在西方，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本来同源，希腊人首先把人理解为自由的个体，自由的人性理想之下才诞生了自由的科学，³⁶ 现代的启蒙运动也肇始于对牛顿的学习。³⁷ 所以他从科学精神切入，以自然和自由为纲，以科学史为主业。科学传播、科学史系、科学博物馆、《科学的历程》，都是同一项事业的器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李永平后来回忆，正是北大研究生吴国盛 1986 年的一篇文章“广为传播”，让他想找吴国盛合作，才有了 1992 年的“第一推动丛书”和 1995 年的《科学的历程》。³⁸ 1986 年给知识分子下的三层定义，后来大致各有落处，在专业里严肃地求真，落在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上；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落在“自由的科学”这一主张上；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落在科学传播、通识教育和科学博物馆这些面向公众的工作上。

四十年里，变化的是他对“科学”与“自由”的理解，有的变化是加深，有的是修正。1986 年他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认作科学精神，相信它可以改造哲学；后来他发现科学本身也需要哲学与历史的反省，自由的科学要回到希腊的源头去讲，现代科学的求力逻辑也要被追问，最初那份对科学的信任，被他自己的研究收回了一部分。没有变的，是对学问为什么而做的回答，不为外在的目的。这个回答也留下了两个问题。科学若真是自由的学问，它的现代形态为什么偏偏成了求力的学问；以这样的科学为业的学者，又该怎样面对一个只问科学有什么用的社会。他追问了四十年，这部评传也跟着他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