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档案

本档案按时间先后收录吴国盛四十年学术工作中的五轮公开争鸣。每一轮依次记时间与场合、各方论点、吴国盛的回应与后续，最后是本书的简短评议。引文只取能对照原刊或原网页的字句，原文未能见到的，转述其意，并在注中说明所据。论战文字常夹杂人身攻击，这里只录其中的学术论点。

一、1995 年　象弘的反科学主义四代表之说

时间与场合　1993 年 3 月，吴国盛的第一部专著《自然本体化之误》出版。书中把“将自然本体化”判为一个哲学谬误，序言说这本书“是对科学主义的某种反叛”。¹ 他后来回忆，学界当时更注意书中“超越科学”的方案，在此之前“还很少见到这样明确的反科学主义声明”。² 赞同者有靳大成的《请科学在本体论哲学门前止步》（《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 年第 2 期）；批评者有象弘的《评中国当前反科学主义的四种理据》（《二十一世纪》1995 年 4 月号）与李章印的《主体性的高扬与超越》（《哲学研究》1995 年第 6 期）。³

各方论点　象弘把吴国盛列为当代中国反科学主义的四个代表之一，认为他是从维护形而上学的角度反对科学主义；而在象弘看来，科学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这样的反科学主义只是形而上学传统内部的一种颠覆，看不出有多大理由。李章印批评此书依旧停留在主客二分的格局之中，并特别质疑书中对时间性的偏爱。两文的论点均据吴国盛在《追思自然》代序中的转述。⁴

吴国盛的回应　1998 年，他在《追思自然》代序中接受了这两条批评：“我觉得他把握得很准，毛病也挑得很准。”他承认，为了与科学主义对立，自己在书中把人和主体性抬出来作为哲学的根本，而这个“人”未加澄清，所以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泥潭”。他把 1994 年的《自然哲学的复兴》看作走出这一格局的“某种觉悟的开端”。⁵

后续　“反科学主义”此后成了他身上最持久的标签。2016 年的访谈回溯这段经历，他说当年所反的科学主义指的是“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纲领”，他主张哲学的自主性，“既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科学控制”。⁶ 这是事后的概括，1993 年原书没有出现“维也纳学派”的字样。

评议　象弘与李章印的批评，打中的是此书的立论方式，用主体性对抗科学主义，等于用一种形而上学对抗另一种。吴国盛几年后坦然承认，这在论争中并不多见，他走向海德格尔，正是从这里出发的。2016 年把当年所反的对象说成维也纳学派，是事后的定位，原书批评的，是把科学的世界图景当作本体的思路。

二、2000–2004 年　科学传播之争

时间与场合　2000 年 5 月 10 日，吴国盛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的“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开播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把 20 世纪的科学传播事业分为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三个阶段，主张以“科学传播”统摄“科学普及”。⁷ 同年 11 月，2000 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交锋。2003 年 9 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召开“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研讨会”，他随后发表《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 年 10 月 29 日）。2004 年，章道义、徐仲人先后撰文批评。

各方论点

• 吴国盛（2000 年 5 月）把科学传播看作“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扩展和继续；他批评传统科普预设了从有知识者到无知识者的单向传输，把科普当作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⁷
• 葛霆（2000 年 11 月）。据《中华读书报》的报道，吴国盛 11 月 7 日在论坛分场讨论会上演讲，9 日上午的讨论中，“葛霆先生首先发难”。葛霆认为传统科普观念过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危险的”；他认为 communication 的意思是交流和沟通，译作“传播”本身就有问题，又批评不断推出新名词是科研界的不良风气。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喻纬也认为，改换说法隐含着对传统科普的否定，“传统科普的成绩不容否定，其价值也应该得到认可”。⁸ 吴国盛 2016 年回顾此事时，把这次论坛记作 2000 年 12 月。⁹
• 章道义（2004 年）主要针对刘华杰把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分属政府、科学共同体与公民三种立场的说法，批评“更莫名其妙的是所谓的‘传统科普’，被说成是‘国家和政府立场’”。¹⁰
• 徐仲人（2004 年）的批评对象是《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据吴国盛的转述，徐文谴责此文否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在为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呼喊。¹¹

吴国盛的回应　2000 年 5 月的发言已经说明，公众理解科学，意味着既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理解它的负面价值。⁷ 《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进一步把“传播”理解为一种“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态度，认为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的关系，类似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2016 年，他在《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中回顾这场争论，把北大的这一群学者命名为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并点出这一立场自身的难处：“科学本质上是精英知识，而民主社会又要求把一切合法性诉诸自由的个体。”¹² 他认为，除少数老一代科普实践者之外，多数科普实践者与科技传播研究者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一理念和名称。¹³

后续　2001 年 6 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成立，吴国盛任主任；2006 年 9 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2007 年 11 月起，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主办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2013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学传播局，2015 年中国科协把“十大科普事件”的评选改称“十大科学传播事件”。¹³ 同道田松 2014 年回顾说，《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是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¹⁴ 另需区分的是，常被引用的科学传播“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是刘华杰 2009 年《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一文的提法，与吴国盛 2000 年的三阶段说、2016 年的三个名称与三种模式说各有所指。¹⁵

评议　这一轮争的不只是名称。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之分，背后是谁有资格决定公众应当知道什么。吴国盛把传统科普说成“居高临下的施舍”，话说得重，传统科普的历史贡献在他的论述里着墨不多。“科学传播”这一名称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制度性采用，中国科学院设科学传播局，中国科协的年度评选也改了名；实质的难题，他自己 2016 年已经点明，科学本质上是精英知识，民主社会又要求一切合法性诉诸自由的个体，这个难题并没有随着名称的更换而解决。

三、2000–2004 年　“反科学”之争

时间与场合　2000 年 7 月，吴国盛在《科学时报·读书周刊》记者王卉的访谈里解释了自己所说的反科学主义。¹⁶ 8 月 10 日，《光明日报》刊出他的访谈《科技应有禁区》，此后《中华读书报》上接连刊出方舟子《科学无禁区》（9 月 13 日）、宫敬才《可怕的倾向》（11 月 15 日）、赵南元《也说科学无禁区》（11 月 29 日）和读者牛玉波的《吴国盛是否反科学》（12 月 20 日）。¹⁷ 2002 年 7 月 10 日，《中华读书报》刊出访谈《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24 日补登最后一节，编者按说访谈刊出后“引发各方的关注和反响”。¹⁸ 同年 10 月，《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出版，此后被人指责装上了一条“反科学主义的尾巴”。2004 年春，《科学时报》上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讨论接连不断，何祚庥 4 月、5 月先后发表《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何在？》《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¹⁹

各方论点

• 方舟子（2000 年 9 月）认为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来自宗教界、政界还是“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恶劣的后果；吴国盛对基因工程的批评，“都是由于对分子遗传学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曲解”。²⁰
• 宫敬才（2000 年 11 月）认为方舟子的文章看似有理，实则内含“可怕的倾向”。赵南元（2000 年 11 月）为方舟子辩护，认为传统所说的科学无禁区，指的是科学研究无禁区，吴国盛却“自己要把科学研究和成果应用一勺烩”；滥用的责任在行为者，与科学禁区无关；科学的游戏规则是理性和实证。他又说，吴国盛的观点“基本上来源于科学的敌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²¹
• 牛玉波（2000 年 12 月）难以接受赵南元把吴国盛说成科学的敌人，他不明白《科学的历程》的作者怎么会从传播科学的标兵突然变成反对科学的人。²²
• 2002 年的访谈中，吴国盛说：“我的思路还是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特别是，用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来制约已一再跌落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他反对强科学主义，理由是并不存在普遍合用的科学方法，同时认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温和的科学主义也还是需要的”。²³
• 第二版出版后，有人指责与初版相比，作者在书后装上了一条“反科学主义的尾巴”。²⁴ 末章原文摆出两种看法，“有的人深信”由科学带来的问题还需由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有的人认为”科学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可能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灾难，全章以“也请您认真地思考”收束。²⁵
• 何祚庥（2004 年 4 月）认为，他与“反科学主义”者“真正的分歧还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这些领域里有没有独立于人们主观成见的客观真理，能否按照科学的知识模式去认识；对于牛顿力学是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自然观的批评，他以载人航天离不开牛顿力学作答。这篇文章点名的是江晓原、田松。²⁶
• 范春萍（2024 年）回顾说，“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文化人”，是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田松几位学者因为强调反思科学的本性及其双刃性、强调对自然的敬畏而被贴上的标签，他们与强科学主义、传统科普人士之间由于观点高度对立而辩论激烈。²⁷

吴国盛的回应　2000 年 7 月的访谈说，他所反的是“唯科学主义”，并非见科学就反；他也清楚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复杂性，“我的‘反’主要局限在学理层面上，而且不愿大张旗鼓”。¹⁶ 2003 年 7 月，他在《让科学回归人文》的自序里把自己的立场概括为“从科学的内部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并说科学的人文本性就是自由。²⁸ 对何祚庥的文章，目前没有见到他的专门回应。2012 年为《科学走向传播》作序时，他说这些理念最初发表的时候都受到过质疑和批评，“在一个传播的时代，这都是正常现象”。²⁹

后续　“尾巴”一直保留。2016 年江晓原回顾说，2013 年的第三版中，“这条所谓的“反科学主义的尾巴”保持不变”。²⁴ 现行第四版仍以第十卷“科学处在转折点上”收尾。第三版自序列出的修订集中在历史叙事方面，如比萨斜塔实验、人类起源、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布鲁诺等节。³⁰ 这一轮争论留下的“反科学”印象，在 2016 年的评论中又被重新提起。

评议　双方常常不在一个问题上。吴国盛反的是唯科学主义，批评者回应的是“反科学”；他主张“科技应有禁区”，赵南元则指出科学研究与成果应用应当分开，这一点有分量。1986 年他为科学的自主辩护，2000 年又为科技划禁区，两者要并存，需要把求真的科学与求力的技术科学分开，这个区分要到《什么是科学》才系统地给出；至于禁区由谁来划、按什么程序划，他没有展开，这是这场争论留下的实质问题。

四、2016–2017 年　《什么是科学》笔谈与《哲学分析》专题

时间与场合　2016 年 8 月，《什么是科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1 月 16 日，《中华读书报》组织笔谈，编者按说，书中的观点“既有激赏，也有截然的反对”。³¹ 这一期刊出罗嘉昌、张祥龙、刘钝、何光沪、孙小淳五篇文章；12 月 14 日又刊出江晓原、刘兵的对谈；12 月 28 日，该报“年度学者”专题刊出吴国盛的答问。2017 年 4 月，《哲学分析》第 2 期刊出吴彤、颜青山的长篇评论与吴国盛的《对批评的答复》。

各方论点

• 罗嘉昌称此书为反潮流之作，说它坚持“科学的原教旨定义”，是一种“科学史终结”的观点。他也读出作者反对复古思潮的用意，认为作者初看起来大幅度改变了“早先作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的形象”，更恰当的看法或许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他建议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高度，并以墨家为例，质疑从人性理想解释科学起源的思路。³²
• 张祥龙同意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科学定义，但追问，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技艺看作博物学，“是否仍在变相地使用一元化的科学标准？”他认为这种科学观回到了前库恩时代，主张“得其名号以别其范式”，中医等中国学术要成为另一种范式的“正经科学”。对只有希腊人才有自由的科学之说，他认为“既不明智，也不准确和公平”。³³
• 刘钝质疑方法，指出书中的一些强命题是以全称陈述表达的，以刘歆《三统历》反驳“中国的数学没有本体论功能”，又提出成“学”的四条标准，结论是“中国古算是数学发展潮流中算法化倾向的代表，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³⁴
• 何光沪支持“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论题，完全赞同经院哲学是希腊理性精神同基督教信仰精神的完美融合之说。³⁵
• 孙小淳认为历史的实际进展与逻辑的必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古希腊没有产生开普勒和牛顿呢？”在他看来，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科学史家宁可把古代的历史经验叫做科学，否则古代科学史无从谈起；中西之别更多是“古今不同”。同时，他称博物学视角“是大开脑洞的见解”。³⁶
• 江晓原认为作者三个排比句式的限定虽有规避技巧，仍无法避免在“有”和“无”两个阵营之间“被站队”，并以“宽面条”“窄面条”比喻两种科学定义，主张两碗都可以挑着吃。刘兵认为，作者“自己先限定了他心目中的科学”，再按这一限定选取历史线索，由此形成了对“广义的科学”的排斥。两人都谈到作者从“非常激进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后退”，江晓原还从“立功”的角度推测其缘由。³⁷ 次年 2 月，江晓原在《南方周末》上说，至少已有四位教授发表了商榷意见，“仅就“滋生话题”这一功能而言，此书也已经为中国科学史做出了贡献”。³⁸
• 吴彤（2017 年 4 月）的文章由他在北京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改成。他说作者“对于希腊科学的本性剖析是深刻的”，质疑的是这种视野是否为评价科学的唯一尺度：求真是否一定是追求永恒不变，中国古代以认识变化为根本的智识传统算不算求真；“什么是科学”是否只是定义、观念与哲学问题，“我们到底是以定义、观念和哲学来裁剪事实、经验和历史呢，还是以事实、经验和历史来补充、修正和扩充定义、观念和哲学呢？”他在注中说，作者一面说有无是定义问题，一面说科学的定义是历史地形成的，“自己也存有矛盾”；以西方博物学的范式打捞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仍要先把古人不分的人文与自然分开。文末他追问自我与他者的立场、文化有无高低，以及把求力的科学放进求真科学的连续谱，是否“给坏科学做了挡箭牌”，并把作者的定义概括为“一种应然的定义”。³⁹
• 颜青山的评论在英文摘要中题为“Can't Science Come out in Other Way?”。他认为书中隐含的科学观可以得到非本质主义的叙事科学哲学的支持，但用求力意志解释现代实验传统的兴起，与希腊科学的自由理性并不协调，“单就对自然的控制而言，实在没有必要诉诸求力意志这样的理念或隐喻”；他还设想，中国科学本可能像热力学、进化论那样，走一条从经验到理论的路。⁴⁰

吴国盛的回应　2016 年 12 月 28 日的答问是他第一次集中回应。他说这本书“抱负可能是有点过大了”，同时向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三个人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批评他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似乎都不认为博物学是什么正经科学”。他还表示，“现代文明的危机，其紧迫性要高于中国文化传统能否延续的危机”。⁴¹

2017 年的《对批评的答复》按三个问题作答。对多元论的批评，他说“批评主要来自科学哲学界同行”；对“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之说，“我坚决反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⁴² 对吴彤，他说论证理性自由到意志自由的连续性是思想史家的本分，这样做“倒是揭示了问题的深刻根源”；对颜青山，他说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无限控制所包含的“这种从有限到无限的飞跃，离开基督教的背景是无法解释的”。⁴³ 对孙小淳，他部分认同其所说的历史经验，但认为“说无容易说有难”，“‘科学’首先是一套观念体系，并不是一堆散乱的钱币”。⁴⁴ 对刘钝，他承认中国古算自成体系，“但我仍然坚持中国古算只是计算技术、只是算题志”。对张祥龙，他认为两人的分歧“根本在于对当前“危局”性质的判断”，张祥龙看到的是中国古文化后继无人，“而在我，则是现代科技文明本身的不可持续”。⁴⁵ 全文的结论是，不能以零星成就代表科学传统，不能混淆科学与技术；“将中国独特的天人思想称为“科学”不利于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科学””。⁴⁶ 罗嘉昌、江晓原、刘兵三位只在文首的名单中出现，没有得到专门回应。关于“后退”之说，他在 2016 年 4 月刊出的访谈里已经说过：“近几年，的确有人觉得我“退步”了”，“其实，这是误解”。⁴⁷

后续　2018 年 5 月，撰文商榷的刘钝受聘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⁴⁸ 2023 年《什么是科学》第二版把《对批评的答复》收为附录一。

评议　这一轮表面上争的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实质上是用哪一把尺子，以及由什么来决定用哪一把尺子。吴彤把争议推进到了尺度如何选择这一层面，他承认书中对希腊科学的解读，追问的是尺度的唯一性。答复把“正宗”说成历史实情，对尺度的选择本身没有正面回应；2026 年他说定义的宽窄取决于当下的诉求，等于承认了选择，分歧于是落在这个选择是遮蔽他者，还是对症的一剂药；这一层包含启蒙目标的差异，却并未因此离开史实，古代数学与天文学的实际面貌，仍会反过来检验双方选择的尺度。张祥龙、刘兵从多元出发，刘钝从成“学”的标准出发，孙小淳从编史的需要出发，各执一把尺子，彼此并没有在同一层面上交锋。比喻里隐含的高下，金字塔、大树与小树，吴彤与张祥龙都提出过，答复没有专门回应。

五、2023–2024 年　第二版商榷

时间与场合　2023 年 1 月，《什么是科学》第二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增附录《对批评的答复》与《地方性知识的哲学和社会学》。⁴⁹ 同年 2 月 15 日，刘华杰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科学“树”与科学“河”》；余欣、周金泰在《历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发表关于博物学与 natural history 的长文；9 月，文一在《东方学刊》秋季刊发表《究竟什么是科学？》。2024 年，同系的鲁博林在《科学文化评论》第 6 期发表关于“福斯特论题”的长文，检讨“唯名论革命”说的史学根据。

各方论点

• 刘华杰在文中说明，是吴国盛希望他写一则评论，而“更多的表扬不会增加什么，商榷反而可能有点意义”。他认为作者想给科学的核心部分一个不含糊的回答，因而“难免不自觉地被某种本质主义带进沟里”；追问为何只讲西方语境，不提埃及、阿拉伯、中国、印度；指出“树”与“河”两种比喻有巨大差异；批评在作者那里，博物学与数理实验相比“就是“二等公民”！”他主张“技科”（technoscience）一词适用于一切时代，提出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四大传统，建议彻底放弃本质主义与思想史的进路，改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作非本质主义的刻画，同时承认“在实践层面，我们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⁵⁰
• 余欣、周金泰把吴国盛的观点概括为“博物学就是传统中国的科学”，他们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博物学是不同于 natural history 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不宜纳入科学的范畴；“中国古代没有natural history学科，但有natural history知识”，而 natural history 是现代性的产物。⁵¹
• 文一认为，近代科学与古希腊公理演绎方法的关系被错误夸大，而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被严重低估。他在注中说，作者提出科学的“历史类型学”，“这个提法很好，我十分认同，但是不认同他的分类方法”；他也认同把近代科学刻画为“求力意志”和“征服意志”的产物，但认为作者“还没有把问题完全说清讲透”。在他看来，求力意志来自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军事竞争，近代科学是热兵器时代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⁵²
• 鲁博林梳理了西方学界围绕“福斯特论题”的近二十年争论，所引国内文献即吴国盛的论文与《什么是科学》第二版。他的结论是，单一因素导向现代科学的论题已变得可疑，但在非决定论意义上，对福斯特论题的重新阐释“仍具活力”。⁵³

吴国盛的回应　截至 2026 年 11 月，尚未见到他对这几篇文章的专门回应。第二版前言写于 2021 年 7 月，说新增的附录二是“一篇简短的科学哲学评论”，“意在为本书第二章提供一点哲学支持”。⁴⁹ 2026 年刊出的《走向科学通史》重申“中国自古有“技”无“科””，并主张科学通史“应该明确拒绝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这与刘华杰以“技科”通贯一切时代的主张正相对立。⁵⁴ 2026 年 9 月与许纪霖的直播对谈中，他解释说，取宽还是取窄的科学定义取决于当下的诉求，对科学传统深厚的民族宜取广义，对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宜取狭义，所以他持狭义的定义。⁵⁵

后续　余欣、周金泰的文章有英文版，刊于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025 年第 20 卷第 4 期。⁵¹ 关于“有无科学”的分歧，此后转入对科学通史写法的讨论，参见概念词典“适度辉格”“有技无科”诸条。

评议　几篇商榷的方向不同，结论可以对照着看。刘华杰的“河”与吴国盛的“树”问的是两个问题，树问一个传统凭什么是它自己，河问种种实践怎样汇成今天的科学，两个比喻并不能互相取代。余欣、周金泰的结论一半加强了吴国盛，一半动摇了他，中国古代没有 natural history 这门学科，加强了他“说无”的一面，中国博物学自成一体、不宜纳入科学，又动摇了他以博物学“说有”的一面。文一与鲁博林都针对现代科学的起源，前者把求力意志落到军事竞争上，后者表明唯意志论神学只能作为诸因素之一来阐释，两者都与他的基督教必要条件说有距离，对此他还没有回应。

时间线

• 1993 年 3 月　《自然本体化之误》出版。
• 1994 年　靳大成《请科学在本体论哲学门前止步》表示赞同。
• 1995 年 4 月　象弘《评中国当前反科学主义的四种理据》，把吴国盛列为“反科学主义”四代表之一；同年李章印《主体性的高扬与超越》。
• 1998 年 9 月　《追思自然》代序回应象弘与李章印。
• 2000 年 5 月 10 日　《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的发言。
• 2000 年 7 月　《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刊出王卉的访谈，吴国盛解释何谓反科学主义。
• 2000 年 8 月 10 日　《光明日报》刊出访谈《科技应有禁区》，引出报刊上的往复。
• 2000 年 9–12 月　方舟子、宫敬才、赵南元、牛玉波在《中华读书报》上往复。
• 2000 年 11 月 9 日　2000 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葛霆发难。
• 2002 年 7 月 10 日　《中华读书报》刊出《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24 日补登最后一节。
• 2002 年 10 月　《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出版，此后被指装上“反科学主义的尾巴”。
• 2003 年 7 月　《让科学回归人文》自序。
• 2003 年 10 月 29 日　《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
• 2004 年　章道义、徐仲人撰文批评“科学传播”。
• 2004 年 4–5 月　何祚庥在《科学时报》上撰文批评“反科学主义”。
• 2016 年 8 月　《什么是科学》出版。
• 2016 年 11 月 16 日　《中华读书报》笔谈。
• 2016 年 12 月 14 日　江晓原、刘兵对谈。
• 2016 年 12 月 28 日　《中华读书报》“年度学者”答问。
• 2017 年 2 月 16 日　江晓原《2016 趣书经眼录》。
• 2017 年 4 月　《哲学分析》第 2 期刊出吴彤、颜青山的评论与《对批评的答复》。
• 2023 年 1 月　《什么是科学》第二版出版。
• 2023 年 2 月 15 日　刘华杰《科学“树”与科学“河”》。
• 2023 年　余欣、周金泰在《历史研究》发文；9 月，文一《究竟什么是科学？》。
• 2024 年　鲁博林论“福斯特论题”。
• 2026 年 5 月　《清华科史哲》第 3 辑刊出《走向科学通史》，重申“有技无科”。
• 2026 年 9 月　与许纪霖对谈，解释取狭义科学定义的理由。